撰侠之感悟
游侠，是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。据考证，游侠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。随着社会发展，首先产生了“游士”阶层；以后文武分流，文者成儒，武者为侠。春秋至秦汉，各国养士风起，故游侠炽盛，对社会影响较大。在我国，“侠”存在了两千多年。
人们对“侠”一直有不同看法。其代表人物是韩非子和司马迁。韩非子反对侠，他说：“侠以武犯禁”。司马迁赞赏侠，认为：“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驱，赴士之厄困，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。”不难看出，按按照司马迁的意思，所谓“侠”，是指站在统治者对立面，为百姓伸张正义，乃至不惜牺牲自己，以武犯禁的一群人。他们大多来自社会底层，具有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、“轻生死，不矜不骄”等高尚品质。所以，游侠与那些“朋党比周，设财役贫，豪暴欺凌孤弱，姿欲自快”者，是根本不同的。用现代的话说，游侠不是“黑社会”。
的确，在封建社会里，任侠有一定正当性。那时候，法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，皇帝金口玉言，他的话就是法。尤其西汉之初，继承秦法，非常严苛，且重用酷吏，百姓常受欺凌而无处伸冤。这就是司马迁所说“人有旦夕缓急”。这时候，受害者叫天不灵，叫地不应，就企盼侠为他们主持公道。任侠不论当与不当，统治者都认为他们危及自己的统治，故坚决镇压。在一定意义上说，侠是旧社会的叛逆者，任侠是阶级斗争的表现。
必须指出，侠是历史的产物，具有历史阶段性。当真正进入民主法制社会，每个人都必须增强法制观念，对任何犯罪活动，都不允许以侠代法，而必须由司法部门依照法律程序进行处置。侠就没有存在的理由，也就没有侠这种社会角色了。明末陈子龙说：“人心平，雷不鸣；吏得职，侠不出。”就是这个道理。
侠文学，特别是游侠历史小说，是对侠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记忆，目的是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。比如，侠的阳刚之气。我们的远祖曾是强悍、尚武的民族；否则，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在今天，西方亡我之心不死。倘若阴柔有余，没有民族的血性，或者文盛武衰，象南宋那样，即使经济、文化再发达，也有亡国之忧。
在市场经济中，“重然诺，讲信用”的品德，仍不可或缺。做人正直，热心助人，见义勇为，谦退廉约，尤其应该发扬光大。当下，唯利是图、贪污腐败相当严重。钱是多了，人心冷漠了。这种现状令人焦虑，为了民族的未来，“侠义精神”绝不应失传。
为了这个目的，我开始写作《古侠记》（又名《大汉游侠传》），至成书用了整整十七年。即将付梓，终觉心血有偿，实现了“补太史公缺憾，圆张恨水夙愿”的目标。
司马迁曾说：“自秦以前，匹夫之侠，湮灭不见，余甚恨之。”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全文2528个字，除朱家、田仲、剧孟和郭解有简短介绍，其余30多位游侠只有姓名。为了弥补缺憾，本人花费大量精力，收罗了整个《二十四史》中全部游侠的资科；又从《太平广记》等浩如烟海的史料中，钩沉稽考，网罗遗佚，收集了上起春秋、下迄清末，几百位侠客的事迹。经过去粗取精，熔裁入书，这才有了百万字的作品。
本书创作过程类似于《水浒》，即：取材于史书记载、笔记小说、民间传说和文人加工。本书借鉴良多，如果尚有可取，我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。没有他们的劳动成果，也不会有本书问世。1957年还珠楼主（真名李寿民），创作了中篇小说《剧孟》，先在上海《新民晚报》连载，共7万字，有董天野插图数十幅；不久出版了单行本。那时我13岁，在书店站着把它看完，终生难忘。直到55年后，在网上购得一册残本。我还找到原报纸，复制了全部插图。这书篇幅虽小，于我起了领路和借鉴作用。可惜两位先生已作古半个多世纪，特述此事并附插图，以表深切的纪念。
张恨水先生是现代小说大家，他的作品家喻户晓，脍炙人口。他在晚年指出：“倘若真有人能写一部社会里层的游侠小说，这范围必定牵涉得很广，不但涉及军事政治，并会涉及社会经济，这要写出来，定是石破天惊，惊世骇俗的大著作，岂但震撼文坛而已哉？我越想这事越伟大，只是谢以仆病未能。”我写《古侠记》的想法，恰与张先生不谋而和。
小说毕竟与史书不同，既要遵重历史，又要有文学性。我的办法是虚实结合，即：“大处实，小处虚；重细节，不抵牾；有缝隙，做演义。”凡书中涉及的历史事件、重要人物，以及时空安排、社会风俗等，均依史所载。生活细节尤要重视。比如，官职设置、军队种类、衙署名称、田亩制度、物价水平、货币流通、衣食住行等，都要有依据。写县衙牢狱，要了解它的布局，哪里有水井，何处祭狱神。司马迁晚年任中书令，在尚书台办公，地点在未央宫宦者署，离武帝起居处只有几步远。袁盎死后薄葬，用得是瓦棺，陪葬一面铜镜。当时黄金、白银和铜钱通行，一斤黄金值万钱；云南昭通产的“朱提银”成色最好，折1580钱。当时马贵，买一匹马万钱，一石粟百钱。寻常百姓穿本色葛布衣衫，故社会底层称“布衣”。普通百姓一日两餐。尚无蒸馏酒，酒的度数低，酒熟了不能久存，否则要变酸。喝茶要与桂皮、姜丝同煮。没有桌椅，进门要脱鞋，席地而坐。光着脚向主上跳舞，是一种礼节。当时的裤子是开裆的，叫胫衣或袴，要用袍服遮挡。居室跪坐，不能伸开腿箕踞，露裤裆是不礼貌的。再如古人与今人的性格有许多不同。汉时人活泼豪放，喜欢饮酒放歌，重名节而轻生死。因此有的侠客，为名而宁愿舍命。还有戏法、幻术、赌博、斗鸡、蹴鞠等。这些细节，如鸿泥雪爪，散见于史籍的字里行间，需要把它们采撷出来。
幸好我有准备，几十年间，陆续收藏了《风俗文化史纲》、《汉魏制度丛考》、《竹书纪年》、《正史西域传要注》、《汉代长安词典》、《中国服装史》、《中国饮食史》、《中国全史》（含茶酒、武术、人口、流民、帮会、间谍、丧葬、赌博、名城等多种史料）、《古今刀剑录》、《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》、《西域历史地理》、《三辅皇图》、《西安的考古资料》等一批专著，得几千万字资料。经过潜心梳理，融入小说。如果书中没有穿帮，就幸赖于此了。
历史小说要忠于史实；但一味采用旧说，等同别人嚼过的馍。作者小心求证，或于史籍的字里行间，挖掘细节，让历史更加丰满；或换个视角，阐述前人未见之新意；或审示存疑，据理揭露真相，用小说推翻旧案。如此一来，便如凤凰涅槃，跳脱鲜活了。
比如，以前有部豫剧《文帝杀舅》，吹捧汉文帝刘恒大义灭亲。依据《资治通鉴·汉纪》的记载：“（汉文帝）十年冬，上行幸甘泉。将军薄昭杀汉使者。帝不忍加诛，使公卿从之饮酒。欲令自引分，昭不肯；使群臣丧服往哭之，乃自杀。”其实，薄昭之显达、死难均不见于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。薄昭为何杀汉使者，汉文帝为何鼓励舅父自杀，都没有说明白。稍加分析会发现，文帝想杀有拥立大功的周勃，替儿子接班扫清道路。薄昭与周勃相厚，便请母亲出面搭救，薄太后斥责文帝，并把绩巾摔到他头上。文帝放过周勃，却必杀薄昭而后快。非但不是大义灭亲，反而显出心机与虚伪。
对韩信的死，历来有不同看法。人们惋惜韩信，却又觉得他勾结陈稀谋反，罪有应得。作者经过考证，发现司马迁写《淮阴侯列传》，用了曲笔，明面承认朝廷定的罪名，而用大量事实为他辩解，明白告诉后世：韩信是冤枉的。点破这层窗户纸，令人恍然大悟。
“白登之围”，发生在高祖七年。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，当时天降大雪，士兵被冻掉手指。七天七夜，无法突围。一向认为，采纳陈平之计，向单于阏氏行贿，才得以脱困。台湾学者逯耀东先生认为，事实并非如此，而是刘邦投降了匈奴。他在《抑郁与超越——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》中，有严谨的考证。本书采纳此说，让人们看到真相。
霍去病之死是个迷。他英年早逝，史书没有说明死因。后世多有揣测，有说是去匈奴作战，染上瘟疫的。也有的说，他爱上了胡人女子，为情人所害。作者认为，他是被家人所迫，自杀身亡，亦是外戚争权夺利。这里卖个关子，书中有详尽描写。
汉匈战争是武帝朝的大事。对这场战争，过去大多从汉朝的视角表现。卫青、霍去病如何带领大军深入沙漠，取得伟大胜利，国人无不扬眉吐气。匈奴人怎么看呢？本书打破定式，从双方的角度来写。战争初期，汉朝是正义的，后来穷兵黩武，以至民不聊生，财政崩溃，人口损失近半。既写汉军胜利，也写暴行；既写汉军进攻，也写匈奴反击，包括派出间谍、诅军、挑拨“诬蛊之乱”等。其中“诅军”，即今天说的生化战争。这样写，似乎更为客观。
此外，还写了刘邦唱《大风歌》，酒后吐真言，后悔屈杀韩信；吕雉“上巳节”被刺，最终死于狂犬病；中行说是华夏第一汉奸；景帝刘启修建陵墓，活埋过万余刑徒；“七国之乱”中，为何得剧孟“如得一敌国”；儒侠、墨侠是怎样传承的；景帝晚年，震惊国中的十三重臣被刺案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；西域的“祆教”有何秘密；“中华门”行刺事件，究竟是武帝精神恍惚、看错了，还是实有其人？书中还再现了拔禊、樗蒲、斗鸡、斗虫、幻术、斗兽、蹴鞠等世俗风情。加上俚语、民谣的穿插点缀，称得上兴味盎然。
古人云：“但务耕耘，莫问收获。”我写小说只是一次尝试，大家爱看，就心满意足了。因为学识有限，肯定有不足和遗憾，欢迎批评指正。
作者谨识。
2015年10月
于北京上谷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