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之将地上光头的尸体一脚踹向了旁边的一个火堆，扑灭了那堆火。
我又将地上另一个马仔的尸体踢向了另一个火堆，于是整个房间变的昏暗了起来。
我这么做自然是怕外面的狙击手，借助光亮对自己下手。此时我躲在了一面墙后，借着地上炭火的余光，再次看了看躺在地上的6号。此时一幕幕自己和6号曾经并肩作战的记忆充斥在我的脑海里。
我和6号曾都是去海地维和的部队的成员之一，在海地并肩作战了两年。6号比我年长几岁，今年38岁，他家里还有个女儿。因为他多年在外当兵，妻子在他当初出国去海地维和的前一年便和他离婚了，此后他的女儿便一直由他爸妈照顾。他一直对我说他很对不起他的女儿，希望回国后好好照顾他女儿长大成人。他还对我说过，如果他死了，一定要替他照顾女儿和父母。还说一定介绍我当孩子她干爹，还嘱咐我别带坏他女儿，还真是操蛋，哥哥我啥时候形象那么差劲了，他竟然那么认为我。唉…
可是回国后，国家安全局（National Security Agency, 即：NSA）找到了我们，希望我们加入他们。6号原本想拒绝的，可是女儿现在上中学了，用钱的地方变多起来了。自己又没有多少文化，退伍后肯定也不可能找到什么好赚钱的谋生，靠退伍那点钱肯定不能给女儿一个小康之家，况且自己上面还有父母要赡养。
如果加入NSA的话，他们的待遇应该很好的。
于是6号便和我一起进入了NSA，成为了NSA三处的外勤特种工作人员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又成为了亲密的战友。
我们俩经过了三年的打拼，我凭借自己的能力，很快成为了处里的3号人物，地位仅次于1号（处长）和2号（伏羲特战组组长，隶属于NSA三处。NSA的大部分的外勤人员，均是这个组的成员），并担任伏羲特战组的副队长。6号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也成为了处里的6号人物。期间我俩一起合作完成过多项任务，比如追剿暴恐分子，追查和刺杀海外叛逃的官员，保护国家领导人安全等等。
看着地上兄弟的尸体，我的眼泪不受控制的掉了下来。自记事以来我便很少流过眼泪，我觉得流眼泪是一种，比战场上怯战更懦弱的一种行为。
即使是在海外维和时，战友倒在了自己的身旁，我也没有流下一滴眼泪。
我流眼泪一是因为6号的死，我俩这么多年来就像亲兄弟一样，彼此照顾和陪衬着对方，他的离去让我觉得自己顿时一无所有，本来我就没有任何亲人了，这下又成了孤家寡人。
二是因为6号最后那句话：咱们内部有叛徒。我不敢去想象我们的袍泽之中会有叛徒。组（伏羲特战组）里的每个人都经历过战火的洗礼，都是有血有肉的汉子。自己真的是难以置信，这群弟兄里面竟然会有蛀虫。
但今后自己又不得不去调查自己的战友，去怀疑自己的袍泽。
这是一种对战友情谊的不信任，对同志的怀疑，让我内心异常煎熬。
因此我有一种强烈的罪恶感，对同志的愧疚之情。会是什么原因会让英雄向敌人屈服？出卖自己的祖国和灵魂呢？
如果他们知道咱们内部有叛徒会怎样？对工作失去热枕？对NSA失去信仰？对彼此失去信任？为了不让这一消息影响大家的斗志，我是断然不会告诉任何人我们之中有叛徒的，而且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信任谁了。
突然我意识到：刚刚那个人使用的是狙击步枪，这可能就是个不错的线索。
为什么说那是狙击步枪而不是其它枪种呢？因为刚刚的枪声很微弱，肯定是从很远的地方射过来的。如果是手枪或者步枪，是不可能打那么远，还那么精准的。
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弹头，目前便无法断定这种狙击枪的型号。
于是在炭火完全熄灭之后，我缓缓的挪到了6号的尸体旁边。此时6号的后脑勺已经被打出了一个大洞，我用手不忍的从6号的后脑勺里取出了弹头。
突然仓库外面传来了警报声，难道警察内部也有叛徒？或者那个叛徒想利用警察扣我屎盆子？
不行，我必须离开这里，于是我从仓库一旁的窗口跳了出去。
我前脚刚刚落地，便被几束强光照射着。出于本能反应，我伸出手去遮挡这股强烈光照。
这种手电光我很熟悉，是警用手电发出的强光，所以我并未打算反抗和逃离。我很清楚，如果自己反抗，很容易被这帮警察误伤。
但我还是担心警察一会儿会收走自己手里的弹头，那可是自己目前为止唯一掌握的线索啊！如果警队里有叛徒毁了这枚弹头怎么办？
于是我在将手挪下眼睛的那一刻，悄悄的将弹头塞进了嘴里，吞了下去。并在心里暗暗发誓：兄弟，我一定会找出内部的叛徒，为你报仇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