嬴驷却更是专注，盯着一片“山川”头也不抬：“奇袭何处？这里么？”
司马错手中的丈杆指向秦楚交界处：“君上请看，这条河流是楚国汉水，南与江水相距千里。江汉之间，虽是山地连绵，然却温暖湿润，土地肥沃，比我商於郡富庶许多了。汉水之南二百三十六里，便是房陵，楚国西部重镇。更要紧者，房陵的房仓储粮三百六十余万斛，几于魏国的敖仓相匹。臣以为，第一战可奇袭房陵，夺过这片宝地！”
“有几成胜算？”嬴驷的声音都喑哑了。
“八成。”司马错硬生生咽回了“九成”两个字，坦然道：“其一，房陵与我接壤，用兵便利。楚国向来畏惧魏齐两国，而蔑视秦国，其最大的粮仓，不敢建在毗邻魏国的江淮之间，也不敢建在毗邻齐国的泗水之间，甚至也不敢建在江水下游的姑苏地带，只因东南的越国虽已成强弩之末，却素来与楚国不和；这房陵地带，僻处两江之间的山谷盆地，与郢都所在的云梦大泽相距仅六百余里，水路运粮很是便利。房陵北面是秦国的商於郡，穷山恶水，多少年来不驻守军队。楚国认为这里最安全，便在这里修建了最大的粮仓。”
嬴驷怦然心动：“家门有大仓，好！再说。”
“其二，房陵守备虚弱，是楚国弱地。”司马错长杆一圈秦楚边界：“天下皆知，秦国的用兵路子历来是东出函谷关。楚国从来没有想过秦国会打到房陵，所以军备松懈之极，房仓只有五千辎重兵，只是用于协助粮食吐纳，几乎没有任何战力。其三，时间对我军极为有利。郢都大军要驰援房陵，山地行军，至少须十日方能到达。旬日空余，对于秦军来说，足以占领房陵所有关隘要塞。其四，楚国援军不足惧。楚国没有新军骑兵，车兵与水军又无法施展，能开到的只有步兵，而楚国的步兵恰恰最弱，战力与秦国锐士不可同日而语。有此四条，臣以为胜算当有八成。”
这一番透彻实在的侃侃论述，嬴驷立即掂来了分量，不禁大喜过望。但他素来深沉，面上却是振奋中不失冷静：“两成不利，却在于何处？”
“举凡战事，皆有利弊两端。”司马错的丈杆又指向了那片连绵山川：“其一，山地不利于骑兵驰骋，须得步兵长途奔袭；若遇急风暴雨、山洪爆发等紧急险情，我军兵员可能锐减。其二，奇袭贵在出其不意，若有泄密，大为不利。”
一言提醒了本来就很机警的嬴驷，笑着拉住司马错的手：“还是到厅中说话，墙太薄。”
司马错恍然：“臣粗疏无礼，君上恕罪。”趁着拱手做礼很自然的抽出了手，恭敬的将嬴驷让在前边：“君上请。”
来到正厅，嬴驷坚持让司马错与自己一案对坐，灯下咫尺，促膝相谈，直到雄鸡高唱东方发白，犹自意兴未尽。司马错又详述了第二场奇袭战，目标是巴蜀两个邦国，方略是夺得楚国房陵后就地屯兵休养并训练山地战法，一旦准备妥当，立即轻兵奔袭。嬴驷本来不谙兵事，但他素来细心多思，竟一连串提出了十多个具体困难，询问司马错如何解决？司马错虽然谋划缜密，还是对国君的细致入微深感惊讶，便一一对巴蜀国情、巴蜀地形、道路选择、兵士装备、粮草供应、作战方式、双方兵力战力对比、占领后如何治理等等，做了详尽回答。嬴驷听得极为认真，很少插话，更没有点头摇头之类的可否表示。
“此两战若开，需要多少兵力？”这是嬴驷的最后一问。
司马错知道国君的担心所在，明白答道：“两场奔袭战，臣当亲自为将，只需两万步兵锐士足矣。新军三万铁骑，分驻函谷关、武关、大散关，只做相机策应，重在防备北地胡人南下掳掠。至于山东六国，臣以为彼等自顾不暇，两三年内绝然无力觊觎秦国。”
嬴驷一阵大笑，登上轺车辚辚去了。
三日后，嬴驷在咸阳大殿朝会上宣布：国尉司马错巡查关隘防务时日较长，离都期间，国尉府公务交由上大夫樗里疾一并署理。国中大臣，竟是谁也没有在意这个变动。国尉视察防务，本来就是份内职责所在，况乎秦国收复河西之地后也确实需要大大整肃各个要塞隘口，自然需要花费时日，岂能朝夕就了？
犀首却觉察到了此中微妙，心中大是不安。
他来秦国，献上的是“称王图霸，统一天下”的大计。按此大计方略，秦国应扩整大军准备东出，才是目下急务。而扩整大军，正是国尉职责所在，是国尉最不能离所的重大时刻；而今国尉却突然去视察“防务”，实在莫名其妙！视察关隘防务虽说也是正常，然则此举此时与“霸统”大计南辕北辙，却是极不正常。莫非秦国要采取守势，抛弃他的“霸统”大计？否则，如何解释司马错的作为？
司马错新贵失势，受了国君冷落被变相贬黜？不可能。如果那样，上大夫樗里疾或者自己，总应有一人担负扩整大军的重任。最重要的人物突然离都，做的又是与“霸统”大计毫无关联的事，“霸统”所急需的大计筹划也泥牛入海……种种迹象，还能说明什么呢？
心念及此，犀首大大的不是滋味儿。身为天下名士，谋划之功历来都是功业人生的根基。谋划落空，一切皆空。若秦国不用自己的“霸统”大计，自己在秦国就是寸功皆无，自然也就黯然失色，还有何面目居于上卿高位？象他这样赫赫大名的策士，又奉行杨朱学派的“利己不损人”准则，素来讲究“无功不受禄，受之则无愧”，若大计不被采纳，留在秦国必然令天下人失笑；若厚着脸皮留在秦国，一刀一枪的苦挣功劳，也只能是大失其长……想想还不如早日离去，免得自取其辱。
可是，秦公的真实意图究竟如何？毕竟还没有水落石出，匆忙离去，似乎又大显浮躁。反复思忖，犀首决意晋见国君，而后再决定行止。犀首历来是名士做派，洒脱不拘细行。此时进宫，不坐那气度巍巍的青铜轺车，却是快马一鞭，径直飞驰咸阳宫。
嬴驷正在湖边练剑，听得犀首请见，立即收剑迎了出来。尚未走出湖边草地，高冠大袖的犀首已经快步而来，迎面一躬：“臣犀首，参见秦公。”
“上卿何须多礼？来，请到这厢落座。”
绿油油的草地中央，有光滑的青石长案和铺好的草席，旁边的木架上挂着嬴驷的黑色斗篷和一柄铜鞘长剑，石案上摆着一只很大的陶盆和两只陶碗。来到石案前，嬴驷笑道：“上卿可愿品尝我的凉茶？”犀首心思一动道：“一国之君，如此粗简，臣钦佩之至。”嬴驷大笑摇头：“积习陋俗，与君道无干，上卿却是谬奖了。”说着拿起陶盆中长柄木勺，将两只陶碗打满红绿色的茶水：“来，共饮一碗。”
国君如此平易如友，犀首自然也不便再恪守名士做派，不待国君动手，便双手捧起一碗递上：“秦公请。”又自己端起一碗，一气饮下。茶水入口，但觉冰凉清冽微苦微甜，胸中闷热的暑气竟一扫而去！
犀首不禁大为赞叹：“好茶！臣请再饮三碗。”
嬴驷爽朗大笑：“此茶能得上卿赏识，也算见了天日。来，多多益善！”说着便又亲自用木勺为犀首打茶。
牛饮三碗，犀首笑道：“谢过秦公，臣有一请。”
“噢？”嬴驷以为犀首要谈正题，敛笑点头：“上卿但讲。”
“请秦公赐臣凉茶炮制之法。”犀首竟是肃然一躬。
嬴驷不禁莞尔：“此等凉茶，本是商於山民田中劳作的解渴之物。原本以茶梗与粗茶叶入水，大锅混煮片刻，注满陶灌，便放置于阴凉石洞；次日正午，由送饭女子连同饭箩挑到田头，供农夫牛饮。上卿欲长饮之，不怕落人笑柄？”
“秦公已为天下先，臣本布衣，何惧人笑？”
“说得好！”嬴驷双掌一拍，对走来的老内侍吩咐道：“将煮制凉茶的家什并一担粗茶，即刻送到上卿府。”
“谢过秦公，臣今夏好过矣。”犀首拱手称谢，倒是着实高兴。
“可本公的夏天，却是大大的不好过呢。”嬴驷的揶揄笑意中颇有几份亲切。
“秦公何难？臣当一力排遣。”犀首本就洒脱，此时更是豪爽。
嬴驷开始就注意到犀首一直称他为“秦公”，而不是秦国臣子惯常用的“国君”或“君上”。战国以来，臣子对国君的称谓本无定制，只要表示景仰之意，君臣朝野谁也不会计较。但如犀首这般，按照王制诸侯的规格生生称为“秦公”的，确实不多。依据周礼分封制，诸侯封国分为三等：公国，国君称“公”；侯国，国君称“侯”；伯国，国君称“伯”。其余领有五十里以下土地的爵位，如“子”“男”等，不足以成为邦国诸侯，自然不在诸侯序列。春秋时代，这种等级称呼还算流行，是公就称公，是侯就称侯，是伯就称伯，尤其是使节觐见异国之君，这种称谓必须顾及。然进入战国以后，邦国等级大乱，楚、魏、齐三国已经自称王国，国君的称谓等级也就名存实亡了。期间微妙的变化，是各国臣子对自己的国君也不再明确的以老规格称呼，而模糊的变为“君上”或“国君”这样的事实称号。这种变化的实际内涵，是给本国国格的“晋级”留下广阔的余地，而不再自我拘泥于“公”或“侯”。
当此之时，犀首这般连国号（秦）带爵号（公）一齐称谓，便是极为罕见了。
嬴驷何等机敏？自然不会忽视这个经常出口的称谓礼节。他明白，这是犀首在提醒他，秦国还是个二等战国，应该称王晋级，图霸统大业。今日犀首匆匆而来，虽并未急于切入正题，但一有机会就呼出“秦公”二字，其意便不言自明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