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夜我注定无法入眠，直到天明才昏昏睡去，朦胧中又见雪儿从我身边走过，这回我把她看的真真切切，但她还是无视我的存在，飘然而至，又飘然而去，与我擦肩而过，我想大喊，却发不出声音，我想追赶，又挣不脱小白脸警察的手，他的大手像把钳子……
我被儿子从梦中推醒，他说今天是六一儿童节，下午他在学校礼堂会有个表演，叫我去参加。想到下午和雪儿的相约，再加上被他搅了梦境，我断然拒绝，他就气哼哼的走了。
我再次醒来已经是中午了，天黑沉沉的，像是要下暴雨的样子。吃完中饭还不到一点，我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打发时间。一夜没睡好，我的眼睛有些胀痛，眼皮跳的厉害，正准备撕块纸片贴上，有人急速敲门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我满腹狐疑地打开门，站在门口的竟然是老林，他急匆匆挤进来就一屁股瘫在沙发上。我见他声色慌张，一脸的严肃，心就往下一沉。还没等我开口问，他就急着说：“出事了，恐怕你要出去躲一躲！”我的头“嗡”的一声，后背发凉，双腿就绵软无力。我没敢多问，但从老林的表情中，我预感到这件事情非同一般。果然，老林说出了一件让我魂飞魄散的事。
老林说酒吧今天凌晨接待了一位黑人，是两个新来的黄牛拉进来的。黄牛们一般不拉黑人，他们不光穷，还会打滚耍赖。但是这两个新来的黄牛几天没开张，赚钱心切，也顾不得挑肥拣瘦，先拉进来再说。这个黑人本来就喝多了，再加上黄牛们连哄带骗，还用手机放美女图片给他看，醉眼朦胧的黑人就把持不住了。
黑人在酒吧里玩到天明，买单时一看，三千美金，当时就傻了，耍赖说自己只有几十块钱，还把口袋都翻出来证明。后来酒吧里几个负责买单的东北大汉就拿出刀来吓唬他，没想到刀刚放到桌子上，黑人就倒在了地上。开始他们以为黑人装死，踢了几脚没有反应，再一抹鼻子，没气了，大家才慌了神，赶紧报警。送到医院，确认已经死亡。
一开始，老林在得到黑人死讯的时后，并不觉得事态有多严重。他认为花点钱就能解决。况且非洲人穷，胃口不大，花不了几个钱。然而，等死者身份确认之后，他就傻眼了。原来这家伙居然是领事馆的工作人员。虽然是个非洲无名小国，但毕竟涉及政府。老林深知，只要关系到政府就不会是小事。现在酒吧里的人已经一哄而散，各自奔逃。只有他和合伙人李老板逃不了，他们要解决善后。现在李老板已经被控制了，老林的身份一直就是在幕后的，负责和官场打交道，因此暂时安全。老林说他过来找我，是通知我先出去避避风头，虽然我不曾参与，但毕竟酒吧刷卡的钱都是到我账上的，细究起来，定然脱不了干系。老林做事谨慎，为了安全起见，电话不敢打，自己就特意跑一趟。最后他说他自己也预测不到将要发生什么，只能见机行事，但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
老林的话犹如晴天霹雳，我一下子就蒙了。想起网上的一句话一点没错：“有时天上确实会掉馅儿饼，但掉下来也会把地上砸个坑，饼有多大，坑就有多大。”老林送给我的这个饼确实够大，但今天看来，这个坑也不会小。对这个灭顶之灾我毫无准备，此时我已手足无措，六神无主，一切只能听从老林的安排。
在老林的指挥下，我先打电话把齐兰叫了回来，告诉她事情的大致情况。然后交代她把家里所有的存款，找几个信得过的人暂时转出去，以防万一。交代完之后，拿上了几套换洗衣服，就匆匆准备出发。老林还叮嘱了我几个注意事项：第一，车不能开，很容易被监控找到；第二，手机不能带，怕被定位；第三，不能往家里打电话，也不能和亲戚朋友联系，他给了我们一个新号码，说要是想向他了解情况，只能打这个号码，而且千万不能用自己家的电话。最后，老林还安慰我们说，其实他有很大的把握能摆平此时，因为他有强大的社会关系，况且他们这个灰色行业和官场还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，出于自保，他们也不会袖手旁观。这番话橡根救命稻草，让我们稍稍看到了一丝希望。安排好一切，我便踏上了逃亡之路。
齐兰抹着眼泪送我们下楼。外面天色阴暗，乌云密布，还伴有隆隆雷鸣声。我让老林先送我去趟满江龙，老林立刻警惕地问我去干什么，我告诉他是要去告个别，他坚决不同意。我就一再向他保证绝对安全，他还是犹豫不绝。这时他宝马车上仪表盘显示已经三点整了，我心急如焚，就要拉门下车，老林拗不过，只好同意。
我们的车在满江龙店门口停下，我一眼就看到雪儿端坐在昨天的老地方。我慌忙下车朝店里跑去。店里有些黑暗，除了雪儿之外，空无一人，收银台里的那个女人也不在。为了不使自己看起来很狼狈，我想先平静一下，但却无法做到。我疾步走到雪儿的面前，不敢仔细看她的脸，就慌慌张张地说：“我要离开几天，出了件意外的事……事发突然，有点麻烦……过几天我回来向你解释……”我结结巴巴的，语无伦次。雪儿瞪着大眼看着我，微张着嘴，一脸恐慌和茫然，但我来不及多说，转身就走。
“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雪儿的声音颤抖，明显带着哭腔。我转过身，看到雪儿已经站了起来，眼里噙着泪水，焦急地等待着我的回答。我心乱如麻，但时间不容我多说，偏偏老林又在鸣笛催促。我只好无奈的冲她摇了摇头，继而决然地挥手，转身跑出门外。
我钻进车里，转头看到雪儿已经跟了出来，就站在门外。大风吹起她的长发，与漫天的柳絮一起飞舞。老林将车子启动，缓缓从她身边驶过，我惊异的发现，此刻雪儿和刚才已判若两人。只见她面无表情，冷若冰霜，嘴角还带有一丝坚定的浅笑，似乎有一种看懂一切般的平静，也有一种看淡一切般的超脱。不知为什么，雪儿的这个反常表情让我心里一阵发寒。但我来不及细想，车子已经加速。一个闷雷之后，大雨毫无悬念的倾盆而下，我回头看见雪儿依然站在雨里，一动不动，如同雕像。
事后我回想起那天下午的事，总是觉得有些反常。一是天气，那天并没有报道说是日食，但天却很黑；二是漫天飞舞的柳絮，本不该出现在六月的；另外还有雪儿最后那一刻奇怪的笑容。
我的逃亡之旅平淡无奇，毫无惊险可言。
首先第一站我是去的南京，因为离上海近，我想着老林那边一旦传来好消息，我好立马回上海。然而连着四五天，天天给老林打电话，他只接过一次，并且含糊其辞地说：正在四下活动。这让我预感到情况有所不妙，就转道去了芜湖。因为在南京，不出示证件，像样儿的宾馆不让住，只能住设施不全的小旅馆，很难忍受。可是到了芜湖之后，情况基本一样，不拿证件，照样没人肯收。看来政府狠抓治安管理，不分城市大小。后来我好不容易在郊区找了家小旅馆住下，但我很快就悲哀的发现，这家还不如南京的那家。这里不但没空调，蚊子多，而且房间里还发霉发臭。最让我煎熬的是隔壁群居着几个社会闲人，整夜无休止的吵闹。更可气的是在我入住的第三个晚上，他们居然敲我的门，说是他们那边睡不下了，要过来跟我挤一晚，吓得我死活不敢开门，差点报了警。次日天一亮，我连押金都没退，就赶紧匆匆离开了。
在芜湖的车站，我没有了方向，不知何去何从。老林还是不接电话，我就有些撑不住了，思前想后，反复权衡，最后一咬牙一跺脚，做出了决定——回无为，哪怕真的被抓我也认了。
回到无为，我自然没敢回家，也没和亲戚朋友们联系，而是去找一个平时少有来往的熟人——金辉。这是我在路上就想好的决定。
金辉曾经是个校园诗人，高中时比我高一年级，那时我们都参加了一个文学社，因此相熟。金辉曾经写过一首诗，据说上了省里的报纸，当时还在学校里引起过不小的轰动。我对现代诗不太懂，由于时间久远，那首诗我已一句都想不起来了，只记得好像说的是割稻子的事。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都割过稻子，后来整个东乡全体改种棉花，我们就再也没割过稻子了。金辉的那首诗就是表达对割稻子时丰收场景的怀念之情的。我至今仍记得，我们的语文老师对那首诗推崇备至，还在课堂上专门为我们解读过。
那个时候我们的文学社并不成熟，只搞了几次活动就夭折了，我和金辉就断了来往。直到去年春节，我们因为一次意外车祸而戏剧性的再次重逢。那天晚上，金辉开着一辆面包车往乡下送酒，过年是他最忙的时候，风风火火的，恨不得一个人当两个人用。他从乡村小路急速拐进通江大道的时候，车头蹭到了我的车尾，于是他急打方向，一头就撞在了路中央的隔离栏上。
那次车祸没人受伤，但金辉的车不能开了，只能叫拖车拖走。我们都为这意外的相遇而欣喜和兴奋。那天我送他回家，后来在他的家里我们聊到深夜，当时我们都信誓旦旦的说：以后常联系！然而，毕竟我们各自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圈子已基本固定，就很难再交集。自那以后，从未再见，从未联系。
金辉的家是在城南的融城小区。当我出现在他家门口的时候，他惊讶的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我对他编了一个瞎话，说把身份证弄丢了，回来补办，没成想，半路上手机又丢了，没有电话就联系不到朋友，恰好记得他的住址，只得暂时来投奔。金辉对我编的瞎话深信不疑。本来我只打算用他的身份证开个宾馆，但他却说他的老婆带着孩子在合肥读书，自己现在一个人住，又有空闲的房间，没必要花钱住宾馆。我虽不想过多的打搅，但见他态度坚决，也就不好强辞，只得暂且住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