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武帝拓跋焘向司徒崔浩和他的副手、属下交代修国史这件事的重大意义，特别强调“务从实录”。即修国史要尊重事实，这既然是皇帝的口谕，所有参与修史的人都极为重视。
一时之间，文人皆以参与国史修编为荣。
有谄媚官员讨好司徒崔浩道：“既然陛下这么重视国史，那么我们何不让百姓官民都观看学习，因此就建议‘请立石铭，刊载国史（树立石碑，将国史都记载在石碑上，供来往百姓随意观看。）’”
将自己主持修撰的《国史》，记载在石碑上，供天下人观看，崔浩认为这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，就没有多想，欣然同意。
太子拓跋晃也觉得这个主意极为不错，便与崔浩一起上奏太武帝拓跋焘。
拓跋焘虽然英明睿智，却也好大喜功，听得太子拓跋晃、崔浩之言，也龙心大悦，欣然同意。
因此，修撰国史之事，便一边写，一边定稿，同时也召集工匠数千人，将定稿雕刻于石碑之上。
当时，从京城的东门外三里处，找了一块巨大的场地，树立起了数百石碑。这数百石碑都位于大路的路边，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，百姓们对于大魏的国史，都十分关心，因此都来观看，《国史》也得以广泛流传。
就这样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前来观看刻在石碑上的《国史》的人，越来越多。百姓们开始议论纷纷，他们看到了国史记载中的鲜卑族发迹时的种种不光彩之事，因此惊诧不已，痛斥《国史》的编撰者们。
这件事，很快就传到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耳中，拓跋焘顿时暴怒不已。
司徒崔浩得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口谕是：国史务必按照史实来写。如果他们不按照史实书写，那便是抗旨，这是杀头大罪。因此，他们都俱实记载。可是他们哪想到，修编好《国史》，并刻在石碑上，供百姓们观看后，竟然会议论纷纷，诽谤朝廷，把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惹得龙颜大怒。
当皇帝的人，普天之下，唯他独尊，自然没有什么畏惧之事。但帝王都有着极强的虚荣心，最怕的是在他们死后，有不光彩的事情，留在史书上，被人指指点点。
听到史官把鲜卑皇族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都记载了下来，并刻在石碑上，供天下人任意观看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龙颜大怒，决心将“暴扬国恶”的人全部诛杀。
于是，崔浩及其下属编撰《国史》的人，都被抓了起来，准备处死。
当太武帝拓跋焘降下诏令时，太子拓跋晃知道了，心急如焚。太子拓跋晃知道高允在劫难逃。拓跋晃爱才，高允曾经担任过拓跋晃的老师，彼此关系亲密。于是拓跋晃决心想办法力保高允一命。
皇宫里散朝后，都有文武百官轮流值更。那天正好高允在中书省值守。
拓跋晃派人去叫高允。
高允到了东宫后，拓跋晃什么也不和他说，只是让高允住在东宫。
第二日上朝，拓跋晃让高允与他坐同一辆车上朝。
进宫后，在上殿前，拓跋晃特意叮嘱高允道：“面见陛下时，你记得一定要顺着我的话说。如此，你才能逃过一劫。”
高允大为不解，面带疑惑的问道：“太子，不知发生了何事？”
拓跋晃道：“你什么都不要问，面见陛下时，你顺着我的意思说就可以了。”
之后，两人上朝。
拓跋晃主动站出来，向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说道：“高允长期在东宫效力，一直小心谨慎，做事严格而细致。虽然高允也曾参加《国史》的编撰，但是高允听命于崔浩，是不得不这么做。请陛下赦免了他。”
拓跋晃明白，做为编修《国史》的主要负责人，崔浩是绝对保不住的，是肯定要死的，现在无论如何，他要保下高允。因此，拓跋晃采取的办法就是把所有过错，都推给了必死的司徒崔浩身上。
拓跋焘心中自然明白拓跋晃内心的想法。
高允曾在东宫多年，现在他是中书侍郎，在中书省做事，在编修《国史》的事上，高允并没有起到关键的作用。拓跋晃念着师生情谊，要力保高允。
拓跋焘喜爱拓跋晃，也有意假装糊涂，便向高允问道：“是否如太子所说，都是崔浩的命令，对吗？”
高允如果顺着拓跋焘、拓跋晃的意思，立即点头称是，便可立即获得赦免。可是，高允为人耿直，竟然答道：“回禀陛下，《太祖纪》是邓渊所写，关于明元帝的《先帝纪》和《今纪》则是臣和崔浩一起写的。司徒崔浩事务繁多，只是全面负责，具体的记载，臣要多于崔浩。”
拓跋焘听后，勃然大怒，下令要诛杀高允。
拓跋晃大惊失色，急忙说道：“陛下，高允是个小官，很少见到陛下。如今紧张慌乱，信口胡说，希望陛下不要听信。”
拓跋焘内心中知道拓跋晃是在为高允开脱，于是强压怒气，决定再给拓跋晃一个面子，给高允一个摆脱罪责的借口，便问道：“是否如同太子所说，你是紧张慌乱，信口胡说？”
高允则十分老实的说道：“陛下，臣高允知道犯了天威，论罪是要诛灭三族的。但是臣面对陛下，不敢说假话。因为我教导过太子，太子他才可怜我，有意为臣开脱的。”
高允就是这样的人，不肯为了逃脱罪责而说假话。
拓跋焘内心中又生气，又为之感动，就对拓跋晃说道：“高允这样的人才太难得了，是位忠臣。面对罪责、死亡，他仍能坚持说实话，这太难得了。朕宁可少杀一人，也不让我大魏朝失去一位忠臣。就赦免他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