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来呢，佛人就有后患之忧。
在当年西洋历6月，其就在安南挑起战端，想要侵占永隆、安江、河仙三地。
同样坑爹的是，在退入安南的唐人长发军余部的帮助下，佛人被打得狼狈不堪——尤其是唐人客将首领石亚达，每战皆胜，几乎让佛兰西人闻风丧胆。
因此这次征高丽，佛人欧罗巴官府就不同意，完全是其远东军头自作主张。
可安南不好欺负，就到高丽来找便宜，这纯属长的美想得美啊。
眼见速胜无望——其实是求胜不能，佛兰西人只好怏怏不快地撤离，然后找高丽的宗主唐人严重抗议去了。
高丽在“丙寅洋扰”中战胜了米、佛两国，加上后来安南抵抗佛兰西成功，这让得知此事的扶桑武力攘夷派大受鼓舞。
可这些人威风起来，那坚持开国的维新派不就有难了。
至于最后一件对维新派不利的，自然是扶桑皇帝薨了这件事。
扶桑皇帝虽然一直要求攘夷，但他还是比较明智的，对激进攘夷派一直保持着警惕和距离，另外他还一直坚持公武合体，认为没有幕府的攘夷不能成功。
可庆应二年（1866年）十二月，扶桑皇帝暴病而死，接替他的，是十五岁的皇太子。
而这个皇太子呢，年幼的他信任的是叔叔和外公。
叔叔是谁呢，炽仁亲王，就是和宫的原定夫君，和将军家茂有夺妻之恨。
而其外公中山忠能就更别提了，其满门上下，全都是武力攘夷的狂热者——
文久三年（1863年）的天诛组之变，击毙幕府五条城代官，并纠合十津川乡士进攻大和高取城，这带头大哥就是忠能的儿子、皇太子的舅舅，中山忠光。
因此呢，如今京都小朝廷的风向变了，武力攘夷又成了主流。
总而言之，庆应凶作、丙寅洋扰加朝廷转向，这三件事就是维新派失势的诱因。
可让庆喜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维新派是倒台了，可得势的自己面对的局面，还不是维新派当政时呢——但这次，黑锅就得自己抗了。
其实，这事谁也没想到，之前维新派举步维艰，可换了人之后，那还不如人家维新派呢。
庆应三年（1867年）二月底，政事总裁庆永辞职。
四月初，返回江户的国内事务总裁，播磨国姫路藩谱代大名酒井忠绩，代理幕臣的他开始清理维新派幕臣：
政事总裁庆永倒了，那他的心腹们，桥本纲纪、三冈八郎自然和横井时存一样，都回越前福井啃老米饭了；
之前主持签署弥尔尼壬、丹墨、意达里亚三国通商约定的外国惣奉行，堀利熙，他被迫隐居；
原留守居井户弘道，被命令退隐；
军舰奉行冈部长常、中滨万次郎离职待命，转入旗本寄合；
歩兵奉行村田永敏被转入讲武所做学头；
中途反水的维新派幕臣永井尚志，被提升为大目付；
水野忠徳及时投诚，大目付之位得以保留；
好不容易重新成为大目付的驹井朝温，被降为勘定奉行；
勘定奉行竹内保德、岩濑忠震，被明升暗降为西丸留守居；
神奈川奉行大久保利济，因过份交接洋人、有辱扶桑体统，减封加永蛰居。
……
算上之前辞职的庆永和病死的两位留守居堀利坚、伊泽政义，维新派近乎全面失势。
但是呢，实话实话，国内事务总裁酒井等人下手还是比较有分寸的：
首先，对维新派的处罚都不重。
不光没有剥夺家名这样的重罚，连严惩都都很少——除了大久保利济，倒霉的他被杀鸡儆猴了，但永蛰居也没剥夺大久保家的旗本地位。
其次呢，漏网之鱼也有几条，比如江户南北町奉行小栗忠顺、井上清直、勘定奉行堀直秀和外国奉行川路圣谟。
而且呢，维新派还有升职的，比如堀利熙的儿子堀利孟，小小年纪就被提拔为大目付。
但堀利熙被迫隐居，堀利孟哪里肯做大目付，不怕被人阴死啊。
可无论堀利孟如何推脱，最后他还是被任命为作事奉行。
说白了，酒井等保守幕臣还是认可维新一系的能力的，因此只是进行了小惩大诫：
希望他们能知情识趣，别再搞什么“原领奉还”这样过激的革新了。
如果肯识时务和光同尘，那以后还可以出来做事嘛。
而且，维新派的根基，是嘉永六年（1853年）黑船来访后，涌现出的大将能臣，这些人不是做过海防挂，就是出身于长崎奉行、浦贺奉行、箱馆奉行等重要役职。
如果真的一网打尽，那恐怕幕府的新政就搞不下去了——不变则死，其实酒井等人也知道这个道理。
可问题是，这以谁为主，那得分清楚啊，如果旗本地位动摇甚至不保，那维新成功了，又能如何？
完全和我们没关系了不是。
可这批维新幕臣的失势,随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。
毕竟，酒井等人是内斗内行、外斗外行，维新幕臣这一缺失，洋人的压力那可是难以化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