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，东京的中国归国者代表要和市议会的两位议员见面，地点在新宿公民馆。在新宿公民馆三楼的一间会议室里，七、八位中国归国者代表正在和两位议员对话，一个华裔女律师为他们做翻译。
“议员先生，我们年龄都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政府应该给我们更多帮助。”一个六十岁左右的归国者用汉语说，女律师随后翻译成日语。
“你们的情况的确特殊，不过，你们自己也应该努力学习日语，找一份工作。”一位议员说。
“从来日本的那天起就叫我们学日语、学日语，可我们都这么大岁数儿了，记性也差，说了一辈子汉语，日语再怎么学也学不好啊！”
“谁说不是？加藤在中国还是大学老师呐，现在不也是在打零工吗？”
“日本政府把我们扔在中国，年纪大了又让我们回来，回来以后不能不管我们吧？”另一个归国者说。
“都说日本生活好，我去年回了一趟中国，中国的生活也好了，我们总不能还赶不上中国吧？”
“我小时候在中国经历了九死一生，一九四五年，我们家五口人，是黑龙江依兰开拓团团员，日本战败，关军丢下我们先跑了，我家跟着开拓团往南跑，走到方正县走不动了，我父母都病倒了，我是老大，那年才五岁，记点儿事儿了，我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，刮着白毛儿风，没吃没穿，眼看着父母、弟弟、妹妹一个个死掉了，是中国养父把我捡了去，躺了一个月才活过来。小时候受苦，总不能到老了还让我们受苦吧？去开拓团，那还不是日本政府让去的？我父母都是北海道的农民，不去中国就不会把命丢在那儿，我们也不会中国人不中国人、日本人不日本人的。”说话的是个白头发的老头儿，老头儿说完用手背擦了擦眼角。
每一个中国归国者都有一段辛酸往事，这个老头儿当年五岁，还记点儿事儿，有些归国者当时年龄更小，要不是中国养父母告诉他真相，一辈子会以为自己是中国人。林雨豪爸爸算幸运的，毕竟父母都活了下来了，养父从小对他也很好，只是老母亲没回日本。最近他总是梦见母亲，梦中的母亲还很年轻，只有三十多岁，系着围裙在院子里忙活，好像是在摘豆角，也好像是在喂鸡，他和母亲说话，母亲却听不见，梦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。八十多岁的老母亲，还能活几年？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已经很有愧了，自己还得了病。归国者们你一言我一语、七嘴八舌地说着，两位议员先生静静地坐着，一句话也没讲。
“讲了这么多，议员先生也很忙，我们今天来就是要求增加生活费，增加医疗补助，年龄小的政府帮助介绍工作。”林雨豪爸爸说。
“对，我们就是要讨个说法儿，怎么也得给点儿补偿，问题不解决不行！”
“你们的遭遇我们很理解也很同情，我们会把你们的想法向市议会反映，不过，大家不要抱太大的希望，赔偿也好，增加补助也好，说实话，提案很难获得通过，即使能通过也需要很长时间，这实在是件很难办的事情。”一个议员为难地说。
“议员先生，我今年六十七了，政府每月才给二万二千日元年金，这点儿年金还不够其他日本人的零头儿呐！再说这生活费，少不说，我去年回了一趟中国，在中国呆了两个月，回头这两个月的生活费就不给了，说我在中国期间，生活费就不给了，这是什么道理呐？我在中国，中国也不给我生活费呀？我都快成要饭的了，说实话，我也不愿意伸手向政府要钱，这不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吗？”老人说的年金就是退休金，普通日本人退休后每月能领取十五万到三十万的年金，残留孤儿每月二万二的年金确实太少了。
“议员先生，我们年龄都不小了，再等下去，恐怕都等不到那一天了。”
“你们的心情我们完全理解，可有关二战的事，赔偿在法律上还没有先例。”另一个议员说。
“我们可不同于二战劳工，更不是慰安妇，要什么先例？我们就是日本人啊！”
“战争在日本国内也造成很大伤亡，比如冲绳、比如广岛、长崎，这件事确实很难办，不过，我们一定尽力而为。”议员说。
“我看多说也没用，不行就起诉日本政府，日本政府弄得我们家破人亡，没有一点儿赔偿可不行！”一个归国者说。
“对，我看咱们就起诉日本政府得了！”
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直到会谈结束也没谈出个所以然。日本政府不可能赔偿，每月增加些生活补助就算不错了，林雨豪爸爸的提议还比较实际。这些人回日本的时候年龄已经不小了，很多人都拖家带口，受教育程度低、年龄大、日语不好，又没有一技之长，上哪儿去找工作？听说日本生活条件好，很多人把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也带过来了。
大家走出会议室，有人提议到附近公园走走，一行人先来到一个小超市，每人买了一个热狗作午餐。来到公园，大家围坐在草地上，这些来自中国东北的归国者已经习惯了日本的生活，起码冬天不冷。晒着太阳，大家一边吃午饭一边聊天。
“这两个议员能帮咱们争取吗？我看他们挺同情我们的。”一个归国者说。
“同情归同情，他们说了也不算呐？”另一个归国者说。
“死马当做活马医，趁我们还能走能撂就得争取，不给赔偿，增加点儿补助也行啊！”林雨豪爸爸说。
“我们不是无理取闹吧？既然让我们回日本，政府就应该管我们，不能让我们老了再靠孩子吧？”
第四十章 残留孤儿（第 1/2 页） 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