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勣与魏征相识很早，是瓦岗军时期的故友。魏徵随李密降唐后，因为瓦岗军余部尚在李勣手里，于是魏徵“自请安辑山东，乃授秘书丞，驱传至黎阳。”李勣读了魏徵的劝降书后，“遂定计遣使归国”，归附了唐朝。
可见，魏徵不仅是李勣的好友，而且在他人生选择的重大关头，是魏徵帮助他作出了正确的抉择，魏徵有恩于李勣。
而褚遂良是魏征推荐给唐太宗的，却将魏徵给他私下看谏诤之信告诉李二，导致唐太宗对已经死去的魏徵大为不满而悔婚，使魏徵的后人家道中落。作为魏徵的好友，李勣不可能对褚遂良忘恩负义的行为无尤无怨。
另一个便是江夏王李道宗。
李道宗对李勣有救命之恩。
此事发生在武德五年，洺水大战，刘黑闼暗中率军袭击李勣军，李世民率李道宗袭击刘黑闼军侧后以救援李勣，结果反被刘黑闼包围。此时尉迟敬德率勇士冲入包围，大破敌阵，将李世民和李道宗救出。以李勣重情重义、有恩必报的性情，内心必然会感激李世民、李道宗、尉迟敬德的救命之恩、战友之情。
永徽四年房遗爱、高阳公主谋反一案，牵连了众多的皇亲国戚，其中包括长孙无忌一向忌惮的吴王李恪，与长孙无忌、褚遂良有宿怨的江夏王李道宗。
《旧唐书》“史臣曰：无私于物，物亦公焉。……道宗军谋武勇，好学下贤，于群从之中，称一时之杰。无忌、遂良衔不协之素，致千载之冤。永徽中，无忌、遂良忠而获罪，人皆哀之。殊不知诬陷刘洎、吴王恪于前，枉害道宗于后，天网不漏，不得其死也宜哉！”史臣这句话，大概也是李勣内心的想法。
第三个人则是张亮。
虽然罗逸并不喜欢混子张亮，但张亮是瓦岗军时期李勣的下属和朋友，他与李勣、魏徵关系密切，赞成李勣接受魏徵的建议归附唐朝，房玄龄、李勣将他推荐给唐太宗，进入秦王府，是凌烟阁功臣。贞观七年，魏王泰为相州都督而不之部，进亮金紫光禄大夫，行相州大都督长史。
李二这个安排，极具深意，目的是让张亮辅助魏王李泰，正如唐太宗让李勣辅助晋王李治一样。
李治“始封晋王，贞观七年，遥领并州都督。”李治和李泰一样，都是“遥领”而“不之部”。可见，当时在唐太宗眼里，张亮和李勣同样重要，甚至比李勣还要更加信任。然而，贞观二十年三月“己丑，张亮谋反，伏诛。”张亮死于贞观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。朱熹在《资治通鉴纲目》中，用“凡刑诛，有罪曰诛曰讨，无罪曰杀”的《春秋》笔法，明确书写：“杀刑部尚书张亮。”说明张亮是无罪被杀。
李二让马周负责审理案件，马周是奉公守法之臣，知道只凭公孙节、程公颖两人破绽百出的口供，不能证明张亮有罪。结果从案发时的正月，持续了一个多月后，直到唐太宗从并州回到京城，案件审理仍无进展。将作少匠李道裕认为“亮反形未具，明其无罪。”
因为谋反必须要有团伙同党，才有可能实施，就像是李承乾集团谋反，要有侯君集、李安俨、赵节、杜荷等同伙参与一样。程公颖、公孙节的口供，只是一面之词，而且没有交代参与谋反的其他同伙，依法判案，张亮难以定罪。
李勣明白张亮是冤枉的，而作为百官之首的长孙无忌、房玄龄，不仅没有像当年的魏徵、眼前的李道裕那样与唐太宗据理力争，反而屈从于唐太宗的无理要求而枉法判决，李勣虽然无力抗争，但心中对长孙无忌是愤愤不平的。
那么第四点就是对李二的报恩了。
李世民对李勣而言，亦君亦友。李世民立李治为皇太子后，不久就后悔了，“寻而太宗又欲立吴王恪，无忌密争之，其事遂辍。”但是，此事就此给吴王李恪和长孙无忌之间留下了心结。
《资治通鉴》：“吴王恪且死，骂曰：‘长孙无忌窃弄威权，构害良善，宗社有灵，当族灭不久！’”
李恪之言，一语成谶。李勣一直对李二心存感激，而吴王李恪是；李二的亲儿子，被长孙无忌利用房遗爱的假口供陷害至死，其同母弟蜀王李愔被废“为庶人，置巴州。”
李恪的儿子又被一起流放到千里之外，颠沛受苦。长孙无忌对付唐太宗的子孙如此狠毒，不择手段，君子尚且不齿，更何况是李勣。
因此也难怪李勣对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如此憎恨。
但李世勣并不能预先知道武周王朝的建立以及孙子的起义，因此不应该受到过多的批评。
而且李世勣也并不是直接表示支持废王立武，而是支持皇帝的权利。
“此陛下家事，無須問外人。”
这句话的引申义是：如果陛下想换皇后，我赞同；如果陛不想换，我仍然支持。李世勣当时是军方的最高代表，因此他的立场对于高宗非常重要。
而李勣一生当中效力于六人：翟让、李密、高祖、窦建德、太宗、高宗。这种经历让他养成了圆滑的性格以及自保的能力。所以，李世勣的情商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是非常高的。尽管他并不是李唐在开国时的最早的拥护者，但是他的情义是让多位主公欣赏的。
那么就是这样的李勣，罗逸此时对他也算是相当的尊敬。同时他们未来也很可能有同一个对手：长孙无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