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辆车里是常凯申和宋美龄。作为国府的首脑，此行常凯申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最大量的冷嘲热讽——心情肯定好不起来。
不过，常凯申的心情不好，跟那些人的不礼貌关系其实不大。作为一个大国领袖，他虽然也很为这些人的无礼而生气，但是这种气只是闲气，就像我们一般人被狗吠上几声，当时虽然会觉得不舒服，过后就会忘了。
常凯申的心情不好，更多的还是因为感受到未来中国那种庞大的完全无法匹敌，或者该说是无法想象的力量——日本已经强得让人感到绝望了，而这个力量可以瞬间毁灭日本——偏偏这种力量不属于自己所有，而且还隐隐与自己作对，你让他心情怎么好得起来？
心情虽然不好，或者应该正确地说成是……糟糕透了，但是人家自诩为曾文正公的嫡系弟子，要有涵养，要“每临大事有静气”，要“喜怒不形于色”，要“泰山崩于前而不改容”……
所以现在人家在……闭目养神。
话说，从得到未来人的情报之后，这种“闭目养神”貌似出现得越来越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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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美龄是个聪明而又善解人意的女人，她知道丈夫现在需要安静，所以她没有去吵常凯申。不单如此，她还代替常凯申下达了“原路返回”的命令。
仅仅做到这些的话，可以称之为贤内助，不过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准第一夫人可不仅仅是个贤内助那么简单。基本上，她还可以戴一个“政治家”的头衔，起码也是一个“政客”。作为一个政治人物，经历了今天的这些事情，如果只是在想着怎么伺候好丈夫，那么这个政治人物也未免做得太失职了。
所以，在确定不会有人来打扰自己夫妇之后（她也同样需要静一下，好思考某些事情），她就展开了思索，思索的内容不用说，是如何在新形势下，依然能维护丈夫的权威，以及自己的权力。
结果是，茫无头绪。
如果这些未来人立心要扶持那群乡巴佬，要把常凯申赶下台，自己根本就无计可施。
常凯申的王朝是靠着几大因素在支撑：钱（经济力量），兵（军事力量），枪（枪在这里可以指列强支持，有了列强的承认才能成为所谓的“合法政府”，只有合法的身份才能开展军火贸易），在眼下这种外敌入侵的情况下，还多一种特殊的支撑——他是当时中国唯一的，具有代表全中国资格的人。
换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，就是法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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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要说说法统这特殊的支撑。这种特殊支撑在近几年的时间里，其作用比前面的三种还要大：西安事变的时候，常凯申落到张、杨手里，两位将军请中共来主持局面，以中共和常凯申的血仇，常凯申这下该死定了吧？可是没有，中共也不得不放过了他，原因很简单：常凯申掌握着法统，他死不得。
我们不妨来设想一下，如果他不在了，整个中国会出现什么局面？
政治上，国民党几大巨头：汪精卫，胡汉民，李宗仁，何应钦，乃至林森，孔祥熙，孙科等人，都完全可以各自牵头，各组“中央”，到时候必然是谁也不服谁，谁也指挥不动谁的局面。
而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——或者该说是一大堆“中央”的出现——会让各路军阀再也没有一个名义上的统一指挥和管束，到时候北方的张学良、阎锡山、韩福渠、马鸿逵、马步芳、盛世才，加上南方的李宗仁白崇禧，于汉谋，龙云，刘湘，还有不计其数的次一等的军阀，如石友三之流……彼此的混战还不得把中国打成一锅粥？
所以，常凯申死不得，只有他才能让国民政府有一个名义上的中央，然后在这个中央的名义下节制全国大大小小的军阀们。
这就是法统。
好吧，其实由他来掌握法统并不够资格。毕竟他的影响力一直局限在中国南方，对于中国北方一直都只有名义上的指挥权。盛，马，阎，韩等人，无论哪一个，他其实都做不到令行禁止，也就只有张学良那个傻乎乎的二世祖才会对他言听计从。
但是他毕竟还有这么一点名义上的指挥权，这就让他强过其他人了。
一句话，要代表中国，他确实是不够资格的，但绝对是所有人中间，最够资格的。TG?别开玩笑了，对于囿于陕北一隅的他们来说，说他们是军阀都是在夸奖他们，充其量不过是一支比较有名的土匪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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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撑着常凯申家族政权的，就是这四大要素：钱，兵，法统，列强支持，这四大要素一环扣一环，互为依托，互为支持，密不可分：有了更多的钱，才有更多的兵，有了更多的兵，才能获得法统，有了法统才能获得列强的支持，有了列强的支持（还有钱），才能获得更强的兵，抢占更多的地盘，获得更多的钱，养更多的兵……
在以往的斗争中，常凯申的对手或许有能力废掉这其中一到两条支撑——比如中原大战的时候，其它几大派系加起来，有可能废掉常凯申的“兵”，但常凯申依然靠着“钱”和“法统”（张学良进关支持常凯申，这就是法统因素）撑了下来。又比如1927年，常凯申被迫下野，失去了法统，但是他依然靠着“钱”和“列强支持”东山再起。
可以说，“钱”和“兵”是两根柱子，他们共同撑起了“法统”和“列强支撑”这两根梁子，而这两根梁子则把两根柱子联系到了一起，构成了一个“井”字，把国内一个又一个军阀势力都扔到了井里面，再也爬不出来。
（再脑洞大开一下：后来中共逐渐废掉了常凯申的“兵”，而常凯申自己又因为错误的经济政策弄得逐渐没了“钱”，两根柱子越来越短，“井”字就变成了“开”字，于是常凯申只好走开了；等到这两根柱子被彻底抹掉以后，“井”字就成了“二”字，所以这家伙干了很多很二的事）
实际上，常凯申对于这四大支持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，在国内来说，“法统”这个东西，一定意义上是比其它三项更为重要的。1949年初，国党兵败如山倒，行将覆灭之际，常凯申发布新年文告《告全国军民同胞书》，其中有这样的词句：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，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；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，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，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，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；军队有确实的保障，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，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平，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。
关于这段文字的解读，大家可以去看主席的《评战犯求和》一文，那里有非常精彩，细致入微的描述，地效在这里就不蛇足了。地效要说明的是，在这段文字中，“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，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，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，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”这些全部是涉及“法统”的，几乎占了整段文字的一半，足见法统的重要性，也足见常凯申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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