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时直秀苦苦劝阻，可好友一副慷慨激昂的模样，愣是没拦住——小栗他老爹忠高气得大病了一场，差点没挺过来。
结果呢，小栗是爽了一把，可之后就被从勘定奉行调任，虽然江户南町奉行的位置更高一点，但明升暗降谁不明白啊。
要不是顾忌他是殖产兴业的领军人物，恐怕小栗早就被打入另册了。
而且这件事，也引发了很多幕臣对殖产兴业搞维新的警惕。
再加上前一年“葵祭之变”后，幕府在明面上重新占据了上风，这艰难时局过去了，难免有人另起心思。
因此此事后，维新派开始由春风得意变得被动——所谓的维新派，就是文久三年（1863年）《扶桑殖产兴业建白》被正式提出后，扶桑各方对支持此事势力的称呼。
维新派首领，政事总裁庆永，从此开始失去一言九鼎的地位，虽然他名义上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可下面的人阴奉阳违，他多数时也无可奈何。
本来“葵祭之变”后，将军家茂对维新派信众异常，幕府内部也对维新派寄予厚望，导致当年的局面非常之好：
一直坚定支持幕府的“国是参与”岛津齐彬，被幕府任命为第一位外藩“大佬”，在公武合体之后，开启了幕藩合体的道路。
而政事总裁庆永的谋主横井时存，他提出的进奏院设想，也被顺利通过。从此，各藩都可以派遣有力人士，在江户参与治政议论。相比之前浮于表面的幕藩大评定，这进奏院，可是让诸侯尤其是外样的声音大了许多。
而且呢，幕府还开始大刀阔斧地破除藩篱，邀请诸侯推荐英才俊士担任中低级役职。
比如直秀的勘
定奉行，就是这么来的。
选直秀呢，也是因为他身份特殊：
原本直秀就是德川家的大身旗本，后来虽然儿子茂敏以白主松平家的身份立国，可作为传统的优容手段，他大身旗本的资格被幕府保留了下来。
虽说直秀这种勘定奉行，主要工作是协调诸侯各家配合幕府殖产兴业，不但很多机密不得与闻，而且得自带豆包——白主松前家给幕府的献金献礼，这些费用可比直秀拿到的役料高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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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不管怎么说，直秀作为事实上的“御连枝大名”陪臣，能深入参与幕政，无疑是幕藩融合的开始。
不是有句俗话么，万事开头难、千金买马骨。
尽管谱代甚至外样大名的陪臣，当时还没有谁能做到直秀这样高的位置，但当时大家都相信，幕府提议的扶桑一致，看起来绝对不是一句空话。
甚至因为直秀是别样的勘定奉行，除幕府御领之外，负责协调全扶桑各地的经纶，当时还有人称直秀为“天下总代官”。
当时的局面好到什么程度，与幕府接近的诸侯，甚至在进奏院中提议，尽早撤销各家的关所，扶桑内部各家不互相征税！
但因为庆应元年（1865年）春，小栗忠顺提出要“原领奉还”，这样的大好局面开始受到抑制：
首先是，幕府内部开始对维新派提高警惕。
如政事总裁庆永的威望下降，不过是各种各样不配合的代表而已。
其次，很多幕臣开始排斥外来的役官。
这些幕臣，以非旗本不能保证忠心为名，开始排挤少量进入幕府的各家陪臣。
而且呢，打击面很广，不但外样诸侯的陪臣不得烟抽，连亲藩、御连枝及谱代的陪臣出身的，也开始被各种歧视。
至于吸引新人进幕府治政，那更是变得难上加难了。
比如，日进斗金的横滨劝业银行，本来总裁是庆永的心腹三冈八郎。
可在有心幕臣的操作下，居然通过豪商新入股的形式，居然架空了三冈——难为这些人，居然搞清楚了西洋董事的概念，导致三冈被各路神仙组建的董事会搞的焦头烂额。
至于幕藩合营的横须贺制铁所，倒是逃过了一劫。
这是因为，1867年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已经初显端倪，从1864年开始，英人大举压迫米人造船业。
因此呢，范德比尔特家族开始收缩船舶制造，在劝说下，将两个船坞和大量机械转到扶桑，开始陆续卖给横须贺制铁所。
作为米人公使小范德比尔特，他表示了对此事的关注，不管是啥原因，反正就没人敢在找须贺制铁所的麻烦了。
但这些不爽，都是小栗忠顺的锅。
虽然就算他1865年春不提出“原领奉还”，随着幕藩合体、殖产兴业推进，因为权势、利益的冲突，各种内斗也会积累起来。
可当时小栗不听直秀劝说，等报仇的机会，直秀可是等了好久了——不是记仇，直秀是怕。
小栗这个胆大包天的，不给他些教训，日后还不得把天捅破啊！
直秀可是记得的，小栗后来支持向佛兰西人的大借款，结果关键时刻佛人毁约，可是愣生生地把德川幕府整个坑没了。
如今一直倾向公武合体的扶桑皇帝薨了，加上今年庆应二年（1866年）扶桑整个又开始动荡，小栗他担心幕府的前途，因此岁暮之贺也坐不稳，特意跑到消息灵通的自己这里寻求慰籍。
这时候不调侃他一句“怕了吧”，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。
说实话，如今扶桑的情况，那可是比直秀知道的好多了。
因此呢，直秀正等着有人趁乱跳出来闹事，真当这两年自己的“天下总代官”是白干的呀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