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条城天守阁里，政事总裁一桥庆喜的宠妾阿芳，闻言对着照相机镜头做出了一个明媚的笑容。
看着有些手舞足蹈的摄影师武藏小金井，久未开颜的庆喜，也不禁露出些许微笑——毕竟，如今政事乱成了一团麻，烦心之余，只有善解人意的阿芳和戏虐的小金井，才能给他带来少许欢乐。
但尽管如此，庆喜心中还是放不下，他就不明白了，事情怎么会窘迫成这样呢？
庆应二年（1866年）年，受庆应凶作和高丽丙寅洋扰的影响，扶桑攘夷风潮再起。
借此良机，庆应三年（1867年）二月，在将军家茂按例上洛，同时六位国是参与齐聚京都的时候，庆喜联手幕府老中首座酒井忠绩一同发难，扶桑政局由此大变。
事后，作为维新派首脑的政事总裁，松平庆永被迫辞职，而庆喜和酒井则分享了权势：
作为朝廷“禁里御守卫总督”的庆喜，又被幕府委任为“政事总裁”兼“大坂城代”;
而出身德川谱代四名家的酒井忠绩，则升任新设的“国内事务总裁”，成了名符其实的幕臣第一人！
至于将军家茂，则被留在京都辅政。
毕竟登基的扶桑新皇才十五岁，不能亲政的他，需要征夷大将军暂且辅佐一年，这不正说明了公武合体的成功么——可怜的家茂，他在老婆和宫的劝说下，是真的信了。
对这样的结果，双方都很满意：
庆喜的地位再次超然不说，而且他和会津容保、桑名定敬组成的联盟“一会桑”，这次彻底控制了近畿御领——大坂城代、京都守护加京都所司代，三项役职加起来，畿内筋的六十一万石，就算彻底落入三人的口袋了。
而以酒井为首的幕臣也不吃亏，不但扳倒了以庆永为首的维新派，还把安抚武力攘夷派的苦出差事甩锅给庆喜一系。
按酒井所想，近畿的六十一万石御领，庆喜等人也不可能全部吞下去。
其中三成是旗本名下的领地，这个出产，除非庆喜想自绝于德川家，否则他还得老老实实上缴所得年贡。
另外庆喜的“禁里御守卫总督”，本来每月就要从幕府支取七千五百俵，一年折合下来，也是九万石的份额。
至于大坂的出让，不是还有大坂城番、大坂町奉行嘛，大家互相扯皮也就是了。
再说了，没有足够的好处，庆喜怎么肯帮着沟通朝廷扳倒维新派！
要知道，幕府内部酒井等人有办法，可六位国是参与中，有萨摩、土佐、宇和岛三家，这些诸侯如今可是妥妥的维新一系。
如果这次不是朝廷帮助压制，有这些外援的支持，庆永等人如何肯低头认输。
而庆喜、酒井等人敢发难，而且最终能如愿以偿，其实还是受了三件事的影响：
第一件，是庆应凶作。
因为大批良田被改做桑园、茶园等，庆应元年（1865年），稍微稳当一些的扶桑米价，就又开始飞速上涨。
而到了庆应二年（1866年），虽然有维新一派的勘定奉行堀直秀等人奔走协调，米价还是翻了一倍——当然了，各路有心人士扯后腿的事咱就不提了。
谁让你维新派做主，在庆应二年又和弥尔尼壬（比~利时）、丹墨（丹~麦）、意达里亚三国签约通商，这粮价上涨的黑锅不扣在你们身上，那不是太可惜了。
粮食都被洋人买走了！
因此各地攘夷的风暴又开始高涨，维新派的名声开始狼藉。
至于是不是真的，大家各执一词，没事就扯呗。
其实庆喜、酒井等人都明白，因为生丝、茶叶、白蜡
、樟脑等价格一路高企，这些年扶桑各地粮田不断被转为它用，扶桑的粮荒，到元治元年（1864年）就特别严重了。
以前价格飞涨，是有部分奸商囤积炒作的因素，可在元治元年，粮食是真的开始不够吃了！
当年呢，治政的庆永等人从米人洋商处购来了粮食，才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。
所以呢，这个锅其实不是维新派搞出来的。
但溯本寻源，粮荒是开国通商导致的，所以维新派背这个锅，一点也不冤！
第二件对维新派不利的事，就是发生在高丽的“丙寅洋扰”。
庆应二年（1866年）七月， 米人武装商船舍门将军号跑到高丽沿海，要求其对外开埠通商。
当时米人做出了诸多蛮横的行为，高丽人一怒之下与之开战，
结果米人眼大手小，令大家莫名惊诧的是，舍门将军号居然被击沉了！
你说说，这“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”啊，米人就此丢了大脸。
而且呢，米人虽然叫嚣的厉害，可雷声大雨点小，此事居然好像要不了了之了。
此事传到扶桑，武力攘夷派大受鼓舞，高丽能行扶桑也可以嘛。
更为诡异的，则是丙寅洋扰还没完，洋人之后又吃了一个大亏：
因为这一年的春天，高丽大肆捕杀切支丹教徒，其中就有九名佛兰西洋和尚。
可能是受亚罗号之战的鼓励，毕竟张和尚马和尚差不多嘛，因此佛人以七艘战船征高丽。
西洋历1866年10月14日，佛人开始入侵江华岛。
这江华岛呢，是高丽陪都，又是其京城屏障。
本来呢，大家觉得这次高丽惨了，虽然佛兰西人少，即使其不敢大举登陆进攻高丽京城，但江华岛嘛，肯定会被劫掠一空。
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，一直锁国的高丽，不知道从哪里搞到的西洋新式军械，就在佛人登岸的当晚，两艘战舰就被炸毁了。
而且呢，增援江华岛的高丽兵马，居然和佛人的陆战队打的有来有往、不亦乐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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