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笛的女儿星星，上了名牌大学，学计算机。四笛的皮鞋店虽然收入不多，也养活了娘俩，还赚到了星星的大学费用。不过人够辛苦，四笛一双纤纤十指变得像鸡爪子，一天要抹多次护手霜，还是不行，反而得了个绰号叫“老抹抹”，是女儿星星帮妈妈起的。
这天，二笛从上海回来。二笛所在的，由建筑工程局各单位集资几千万的公司已经倒闭，短短几年，这几千万全让这帮当初作为精英进去的英雄豪杰亏得干干净净。二笛下岗后，又进了家名“瑞豪”的公司。瑞豪公司在上海郊区租了座三层楼，做瑞豪公司驻上海联络处。二笛由钱经理改变官衔，成了瑞豪公司驻上海联络处钱主任。
四笛从皮鞋店下班回家，见母亲和二笛坐在沙发上，四笛叫了声：“妈，大姐。”
母亲没有反应，大姐挺挺腰，正言厉色道：“四笛，我在上海我们联络处旁，花一万块帮你盘下一间书报亭。那地方是公交站点，人员密集，生意肯定好。我主要考虑星星大学快毕业了，不是说要去上海吗，你先去，她再去，你等于帮她打前站。你去不去？”
四笛听二笛话，吃惊不小。因为女儿星星的整个成长过程，除了父母帮衬，三笛、五笛都给钱，连台利民都很少管女儿，二笛基本上是一毛不拔。她自己很奢侈，冬天是几万元的翻毛领皮衣，夏天随便穿件T恤都是阿玛尼的，但绝不杀富济贫。最过分的是大笛。四笛才下岗，钱坤寿为她愁得慌，自己能力所及，都是建筑业，让四笛去工地干泥瓦匠、小工，显然不合适。恰逢大笛女儿钱妮结婚。钱妮老公是开店的，生意兴隆。钱坤寿背着四笛，涎着老脸给外孙女婿写信，求他在上海给四笛找份工作。钱坤寿真实的想法是，外孙女婿开店，生意这么好，在自家店里安排个营业员应该不是问题。这事让大笛知道后，暴跳如雷，说钱家的脸都让老爸给丢尽了。大笛再有钱，对四笛也没拔过一毛，更别说让女婿给四笛口饭吃了。四笛眼看柳暗花明，星星还有半年要大学毕业了，拟去上海找工作。二笛却主动来帮忙了。四笛觉得大姐势利眼，鄙视失败者，讥笑奋斗者，奉承成功者。四笛压住一肚子不快回二笛：“我哪有一万块？我是脱底棺材，月光族。”
二笛说：“这一万块我来出，你只要打理书报亭就行。”
四笛说：“我一个人哪能开书报亭？从早七点到晚九点，每天十四个小时我可以坚持，谁帮我进货？开店总有打岔的事情，上个厕所，吃个饭，连个换换手的人都没有。一个人是不能开店的。我的皮鞋店不也雇了小王吗？”
二笛说：“你大姐夫答应跟你一起去开书报亭。你们两人可以轮班，有事情商量着办。”
丘运民前几年通过岳父钱坤寿，已经调进了建筑工程局，在岳父同一栋楼的另一个单元也分到跟岳父同样规格的一套房子。丘运民若留在建筑工程一处，早下岗了，这几年，建筑工程一处私有化，全部由民营房地产公司接手。当时建筑工程局需要一名电工，钱坤寿推荐自己女婿，丘运民就进来了。丘运民进建筑工程局后，吊儿郎当，局电工班反映差不动他，整天游手好闲。正好此时有了红头文件，工龄满三十年可以提前退休。丘运民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工龄，他十五岁就从上海出来工作。不到五十岁，工龄早超三十年，遂打报告退休，四十多岁就过上了别人要六十岁才过得上的优哉游哉生活，工资还拿得高，是事业单位工资，比他的前同事们多拿很多。这就是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的差别。建筑工程一处是企业单位，建筑工程局是事业单位。
四笛听说大姐夫肯跟自己去上海开书报亭，终于心动了。皮鞋店就是块鸡肋，食之无味弃之可惜。遂说：“大姐夫愿意帮我这个忙，我当然愿意去上海。谢谢姐姐姐夫，有情后感。”
恰逢此时丘运民摇摇晃晃进了门，四笛歪嘴斜嚼拍他马屁：“大姐夫，大姐嫁给你真有福气，你大事小事都能干，大姐因此省心省力。”
丘运民被四笛吹捧得筋酥骨软，喝醉酒般“呵呵呵呵”傻笑不迭。
瑞豪公司驻上海联络处的一栋小楼，三层，白马赛克嵌墙，顶上是平台，平台四周用红砖砌成围。整个小区都是一栋栋独立的白墙红顶小别墅，有童话意境。
小别墅里全住着失地农民。别墅是政府盖的，赔偿农民失去的土地。小别墅如今市价五百万人民币。上海郊区的农民1949年后解放两次，第一次是土改，分田分地，分到了土地。第二次是改革开放，城市扩容，需要土地，政府收回当初分给他们的土地，免费还给他们别墅。他们人人都是百万富翁，有的一户有几座小别墅，就是千万富翁。
上海气候潮湿，小别墅养无穷蟑螂。有国产檀香橄榄状大蟑螂，有进口西瓜子大洋蟑螂。四笛曾经看过本书，书的内容和名字都忘光了，只记得书里管蟑螂叫巴巴罗特，蟑螂名字起得有点像希特勒发动某种功势的代号。
小别墅就是个蟑螂窝。四笛到上海的头一晚睡二楼，用席子铺地上睡，半夜尿急，开灯一看，吓得鸡皮疙瘩全出来了，自己睡的席子四周奔腾着千军万马，有外国军团巴巴罗特，有本国军队檀香橄榄。四笛骁勇善战，一跃而起，在地上发了癫痫般使劲跳，边跳变想起看过的一些作品。金岳霖的书里曾经写到：“只要灯一灭，纸糊的顶棚上就好像万马奔腾起来，小耗子就开始它们的运动会了。”郭沫若写他在北伐途中：“我把面在床上的雨衣揭起来了，奇异的是床板的木面就像在移动的一样。我起初怀疑自己的眼睛发花，待我再过细看时，这第二次受的一惊比我疑床板的移动还要厉害。真正是见所未见一个奇景——床板上都是浮动着的臭虫！那臭虫的大众真好像是战场上的千军万马，我是睡在那儿就像闯进小儿国的葛理维一样，足足被它们攻击了两个钟头。把我从深熟的睡眠中攻醒了的，就是这臭虫大军。这场仇恨不能不报。我穿着胶皮鞋愤恨地踏上床去，便把那千军万马的臭虫阵践踏了起来。我算是打倒了一个臭虫帝国。同时又感觉着自己的身上还有敌人驰骋着，便提着马灯，抱着雨衣，跑出了敞厅来。敞厅上烧着熏蚊子的柴火还没有灭尽，把火拨活起来，把自己身上穿的军服和衬衫脱下在火上抖抖。抖下的臭虫丝毫也不夸张地‘势如雨下’。它们受着了炮烙之刑罚，发出了浓烈的异样的奇臭。”
四笛双脚沾满了蟑螂尸体，赶紧去卫生间冲脚，大批蟑螂尸体进了下水道。四笛回房间不敢再席地而卧，睡到床上。被蟑螂四面楚歌后，四笛虽然杀敌万千，报了仇，之后却再也睡不着了。
第二天早晨，四笛起床下楼，在楼梯就听到二笛在楼下客厅打电话，电话是打给三笛的，接电话的好像是三笛老公康康凯。二笛像报喜般报告妹夫，四笛已经到了上海。四笛想不明白，自己小人物，到了上海与二姐夫何干？要二笛当捷报般向他传？
二笛见四笛下楼，忙挂了电话，问四笛：
“昨晚睡得还好吧？”
四笛想说：“托你的福，总算没被蟑螂吃掉。”
但这些想头只敢在脑子里想想，不敢表达，轻描淡写回道：
“还好。”
二笛听四笛这么说，笑出一脸皱纹：
“上海到底是上海，跟我们那小地方不能比。”
四笛想，这是什么话？为什么我们小地方不能跟上海比，是没上海蟑螂多吗？正昏昏沉沉，二笛说：
“乘吃早饭前，我想跟你谈谈书报亭。”
四笛说：“好啊。”
“这间书报亭，是房东儿子的。你不要小看书报亭，抢手得很，不是随便能得到的。要有上海户口，还要有这个小区的房产，才有资格申请书报亭，申请后的得到比也很小。房东儿子又有了其他发财机会，他才舍得转让给我。我们公司租他家房子，照顾他家，他这也是对我们照顾的报答。想要书报亭的多了去了。当然，我不但租了他家房子，还给了他其他好处，这些都跟你无关。我要跟你算的一笔账是，我们这栋楼，每天开饭有五口，我和你大姐夫，我还雇了位保姆。我是联络处主任，还有位副主任苗必霞，带上你五个人，每天有五口人吃饭。另外，叽叽咋咋随时随地会来，来了肯定带着孩子，来了肯定要吃饭的，我既然出了一万块，我丑话说在前，我这一万块也不是白出的，你的书报亭，要把我们这些人的伙食费包了——除了苗必霞自己出伙食费，剩下的才是你们的工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