叔父是个单身汉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个快乐的单身汉。
叔父年轻的时候据说长得是玉树临风，一表人才。但他有个致命的毛病，就是嗜赌如命，方圆几十里无人不晓，因此就没人敢给他做媒说亲。也曾有个姑娘心仪他的潇洒容貌，托媒人主动来说亲，这在当时已是惊天动地的奇事，然而她开出的条件被叔父断然拒绝了。女方的条件是，不要任何彩礼，甚至倒贴嫁妆，但必须答应戒赌。可是叔父也有条件，他的条件正好相反：只要不让我戒赌，其他任何条件都能答应。毫无疑问，这桩婚事自然就黄了。而这件事就算在今天听起来依然是荒唐至极，几十年来传为笑谈。后来有人问叔父，为什么不先答应下来，等结了婚之后，你赌你的，她还有什么办法。可是叔父不屑一顾地说：“我堂堂正正，想赌就赌，何必做那苟且之事？”
叔父的所作所为是对是错，无需评论，正所谓人各有志。只能说每个人的性格造就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就比如晓君，他做的很多事，在我们看来无法理解，可是他真的就错了吗，我想没有绝对的答案。
我带着妻儿，一家人在入夜时分回到无为老家。家里的灵堂已经设好，父亲和堂哥早已将一切操持妥当了。我和堂哥在灵柩边打了地铺为叔父守灵。我们聊到叔父的死因，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死了呢，六十岁的年纪现如今不算大。堂哥告诉我，吴医生说是突发脑溢血，这一点大家都认同。我躺在地铺上看着叔父的遗相，回忆起小时候的点点滴滴，回想起叔父对我的种种宠爱，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。这些年来，我完全忽略了叔父的存在，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他的生活，此刻我万分愧疚，悲伤和悔恨交织，我只能无声的哭了半夜。
第二天，闻讯赶来吊唁的人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来，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。而且大多数人我们都不认识，他们都是叔父的赌友。有的还是来自几十公里开外的邻县，有巢湖的，还有芜湖的。大家都感念叔父生前的好，甚至还有嚎啕大哭的，让我们无比感动。同时我也明白了，叔父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圈子，他在他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，一定活的相当精彩。
第三天一早，我们大队人马，浩浩荡荡送叔父遗体去火化。
我们在等待叔父的骨灰出炉的时候，又吹吹打打进来一支队伍。在这支队伍里，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走近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晓君。我们四目相对下，都惊喜万分。晓君穿着一件黑色宽大的羽绒服，不太合身，可能是临时借来御寒的，他的胡子好像有几天没刮了，显得面容憔悴，苍老了许多，他的头上扎着条白毛巾是代替孝帽的，样子有点像电影《敌后武工队》里的人物。我们简单交谈了几句之后才知道，晓君的姑妈去世了。我还想问问他那笔账的情况，他却约我三天后上我得家里找我详谈。
办完了葬礼，一切都平静了下来。村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冷清，出门在外的人还没有开始返乡，只有一群老人每天聚在村口晒太阳，他们都幽默而无奈地自嘲，说自己是等死队的。村里的孩子们都聚在有网的地方不动，因此村子里整天都见不到几个走动人影。
腊月二十二这天，齐兰要回娘家，说是带孩子去外婆家过送灶节。我把她们送去之后，就匆匆赶了回来。因为我和晓君约定见面的日子就是明天。
送灶节的早晨太阳刚出山，我还在梦里跟黄金光他们斗地主，却被楼下的说话声吵醒了。仔细一听，原来是三叔用我们家座机在打电话。三叔的嗓门如同带了扩音喇叭。我用被子裹着头，依然如雷贯耳。
三叔是在给他的儿子小健打电话，问他们回不回来过年。大概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，可是他不死心，苦苦相劝。后来还叫小孙子听电话，看孩子能不能说动他的父母。偏偏小孙子一句话都不说，死活不开口。最后不得不失望的挂了电话。
母亲在三叔挂电话之后埋怨他说：“你打电话就不能声音小一点？阿雨还在睡觉，”三叔却辩驳道：“小健是在广东，比上海远多了，声音小了我怕他听不见！”我被三叔的一句话逗乐了。也不知都他是在故意说笑，还是真的就是这么想的。接下来三叔开始数落起了小健，骂他没出息，凡事都是老婆做主，偏偏又找了个外地女人，说不通道理。又说小健没屌用，挣不到钱，过年都不敢回来。还说他老婆要吃苹果他都没钱买，还为此而打架。
我想三叔说的苹果因该不是吃的，估计是手机或电脑吧。但小健几年都没回来过年，确是事实。吴大海常说“富贵不还乡，如同锦衣夜行”，想必小健的确是混的不济。
三叔是父亲的堂弟，年轻时身材高大矫健，还会几下拳脚，也是条汉子。后来因为一次事件坏了一条腿，从此就蔫巴了。
八十年代末期，我们这里在政府的号召下开始种植棉花。刚开始的时候，由县里统一收购。后来每个乡都自己设了收购站，价格就乱了。听说外面乡镇的价格比我们乡高了好几十块钱一石，大家就纷纷舍近求远，相约着到外面去卖。乡里的收购站不肯加价收不到棉花，就想了个下流的法子。他们雇佣当地的小混混，在大江堤上设卡，阻止棉花外运。那个时候大江堤是我们乡通往外界可行车的唯一通道，于是老实的人们就乖乖地服从了。可是当时才三十出头的三叔不老实，不知从哪搞来一辆柴油三轮车，强行闯卡。小混混们跟他交过几次手，占不到便宜，就只好睁一眼闭一眼。然而三叔开始膨胀了，他不再仅仅满足于卖自家的棉花，还帮别人家卖，从中赚点差价，有的时候一天要拉好几趟。这下把乡上的领导给惊动了，小混混们就没了脸面。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，三叔的三轮车在大江堤脚下被人设了埋伏，连车带棉花被人抢走了，三叔被打晕之后，扔在了棉花地里。
躺在棉花地里的三叔，在正午时分被下地捡棉花的人发现了，好歹捡回了性命，可是一条腿就坏了。这件事要是在今天绝对是恶性事件，然而那个时候三叔连医药费都是自己出的，最后不了了之。
瘸了一条腿的三叔四处奔走，想要讨个说法，可是最终一无所获。后来他就悟出个道理，他说家里没人当官没有后台，就只能含冤受屈。于是他就盯紧了小健的学业，希望他能考取个功名。然而天不遂人愿，小健不是块读书的料，初三读了两年也没考上高中，人却被逼的傻呆呆的。最后三叔在家人和左右四邻的劝说下，不得不放弃了逼小健读书的想法。辍学后小健跟同学去了广东，据说是在一家皮鞋厂做工，后来跟一个同厂的湖南姑娘结了婚。小健的老婆我从没见过，就连小健我也七八年没见了。他们的儿子半岁的时候就留给三叔带。眼看快要到上学年龄了，还不怎么跟人说话，见陌生人就躲。我甚至有些怀疑，这孩子是不是得了自闭症。
三叔终于走了，家里安静了下来。可我躺在床上睡意全消，但又不想起床。晓君昨晚发来信息说是下午才来，这么早起床无处可去，况且外面很冷。我就一边抠着鼻屎，一边盘算着晓君前来的目的。我想可能是快要过年了，估计晓君手头紧，需要借点钱。又或是他那笔账需要我的帮助。假如只是借过年费，三、五万块钱自不在话下。倘若是为了那笔账，我就爱莫能助了。一百万数目太大，李明介绍的那套房子我还没凑够全款，况且老婆这关也不好过......
我一边胡思乱想，一边用大拇指和食指把鼻屎捏成人丹大小的小球，揉捏了很久，最后用力把它弹进床头的垃圾桶里，咬咬牙狠了狠心，猛地从被子里钻了出来。
临近中午的时候，阳光明媚，气温开始回升。由于没有风，就显得格外暖和。母亲坐在堂屋靠近门口的阳光里做着送灶粑粑，我也拉了条长板凳到门外，面对着门内坐着，陪她聊天。母亲还在说着三叔的家事，她说三婶想儿子想的快神经了，可小健就是不回来。小健那媳妇儿管得严得很，小孩子留在家里六七年，一分钱都不寄......正说着，吴大海的堂弟吴大狗挨着我坐了下来，并且接话说：“这样的老婆就该打，狠狠打！”他一边说着，还用拳头在空气中挥舞了两下。“老婆怎么打......”我刚说了前半句，后面是想说关于家暴的法律问题，可是吴大狗直接就把话接了过去：“怎么打？吊起来打，打到昏过去为止”。
“打昏过去之后呢？”我顺着他的话问。
“用冷水把她泼醒，继续再打，”吴大狗咬牙切齿地又挥了一下拳头。话音刚落，他突然身子往后一仰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只把两只脚留在了板凳上。我一回头，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穿着粉红色棉睡衣，如同铁塔般站在我身后，只见她头发上挂满卷发器，看起来就像香港电视剧里法庭上律师和法官一样，又像周星驰电影《功夫》里的那个包租婆。一张漆黑的大脸上怒气冲天，似凶神恶煞一般，正符合水浒传里对母大虫顾大嫂的描述。此时母大虫一只手揪住吴大狗的头发，嘴里还骂骂咧咧：“妈的逼的，叫你洗被子你不洗，跑来瞎吹什么牛逼？”可怜吴大狗的脸扭曲变形的像个桃核，却一声不吭。母大虫像拖死狗一样拖走了她的丈夫，没跟我们说一句话，当我们根本不存在，这让我心里很不痛快。
母亲的话题又转到了吴大狗的家事上。她叹息说吴大狗的妈妈老实却又命苦，年轻时没少受婆婆的气。好不容易熬到吴大狗奶奶归了天，没过上两年安稳日子，又摊上这么个儿媳妇。这女子是山东老胯，力大无比，几天不打架就闲的手痒。吴大狗阿爸也是瘦小枯干，软不丁当的，一家三口加起来都打不过她一个。
我不同意母亲的说法，真打起来，哪有男人打不过女人的道理，还不是吴大狗人怂给惯得。于是，内心里就越发看贱了吴大狗。
吴大狗跟吴大海是没出五福的本家兄弟，也是隔壁邻居。吴大狗理所当然的属狗，比我们小的多。他的学名就叫吴大狗，身份证上就是这个名字，据说是算命先生的意思，不敢不听。吴大狗虽然长得像个小马猴，但嘴却从不服软，满嘴大话，有些令人生厌。他从小娇生惯养，长大后不愿意出门打工受苦，只好在家里随他阿爸种地，到了二十八九岁还取不上老婆，就想着出去混混。后来我把他介绍到了金光酒楼当厨工，一年不到，果然就混了个老婆回来。酒楼里打工的年轻男女谈情说爱，很是平常，可这对活宝的长相非同一般，基本都是属于无人问津的类型，最后只好同病相怜，互相温暖了。
吴大狗娶了老婆，达到目的之后，就无心再在外面混了。回村来包下一百多亩地，当了个承包户继续种地。据他自己说一年能挣十几万，可他的话又能相信几分呢？
午饭之后，我刚泡好一杯茶，外面就传来汽车的声音，走出去一看，果然，晓君的现代索纳塔就停在了门口。
晓君今天看上去精神不错，好像刚理过发，脸也刮得很干净。他穿着一套藏青色西装，里面是雪白的衬衫，更显得容光焕发，年轻了不少。我一边倒着茶，就迫不及待问他那笔账的事。他摇头叹息，说吕胜凡确实跑了，后来一直没找到，前几天他还去过吕胜凡的老家，在石涧的山里，家里只有他年迈的父母，看样子家境不太好，他们也只有吕胜凡过去的电话，因此也是联系不上，就没有了其他办法。
听了晓君的叙述之后，我就有些不安起来。本想问他接下来的打算，却又担心直接就把话题引到我自己的身上来。由于怀着鬼胎，只有自欺欺人地绝口不提。单等晓君主动开口，我好再见机应对。
然而晓君今天特别健谈，这是这几年难得一见的。我们聊着各种话题，天南地北、娱乐时政、古今中外的，有些不着边际。基本上都是他在说，而我简单的做一下点评。在聊到当下的社会现状和人情冷暖的时候，晓君有些激动，他说现在的人只看钱，有钱就能拥有一切。什么修养、人格、志气，情亲、友情、爱情，没钱一切都归零。他还说，放眼我们身边的人，只要是发了大财的，一个个都是唯利是图，厚颜无耻之辈，是这重金钱利益而轻文化道德的畸形社会环境，给他们创造了条件，从而使心地善良、正直本分的人很难赚到钱，而如今全社会又恰恰是以金钱来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......
晓君的这段议论我不置可否，也没妄加评论。但我意不在此，而是始终在心里揣测，隐约感觉到晓君的今天来的本意，绝不是为了和我谈社会风气，谈价值观的，这一切都只是铺垫而已。我不免又有些忐忑起来，用这么长的铺垫，想必不只是借钱过年那么简单了。
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，我一直在等待晓君开口揭晓谜底，可他终究说不出来。在一段沉默的时候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。是齐兰打来的，说儿子吵着要回家，因为外婆家没有网，他又不肯跟别的小孩玩，叫我抓紧去接他们。就这样一个小事件，却又引发了晓君的一段感慨。他动情地说：“现在的孩子真是可怜，他们这一代是没有童年又没有故乡的一代，童年基本让电子游戏毁了，而故乡呢，虽然生活在城市里，却又没有身份；户口在农村，却又没有了农村的生活习惯。到底属于哪里，谁都说不清楚，他们才是真正没有根的人！”说到这里，他把目光转向了窗外，沉默了片刻之后又转过来说：“我在听家远拉《人在天涯》的时候，有种触动心灵的感伤。我常想，我们成天嘴上骂上海，讨厌上海，却又离不开上海；爱无为，思念无为，却又回不了无为。其实不管是爱与恨，上海和无为对我们都非常的重要。我们这一代是‘人在天涯，根在无为老家’，而我们的下一代人，他们永远都只能是‘人在天涯’......”
没想到晓君听《人在天涯》能听出这么多的感想。但晓君的这段话我还是很认同，我也常考虑这个问题，不过今天我并不想对此过多的讨论，眼下我最想知道的是，晓君当下难以开口的究竟是什么事。
我们又开始沉默起来，晓君上牙咬着下嘴唇，脸微微有点红，眉头紧锁，像是在作激烈的思想斗争。我几次想要主动问他，但还是忍住了。但他对我表现出来的焦躁想必有所察觉，最后他展开眉头，双手搓了搓脸，眼睛看着茶杯，故作轻松地说：“阿雨！今天来主要有一件事想问问你，看你能不能帮忙，假如帮不了，就当我没说，你我都不必放在心上，”既已开口，彼此都无法回避。“你尽管说嘛，我尽全力办”我嘴里这样说，心里却一紧，基本已猜到了几分。果然晓君说的就是那笔账：“你是知道我眼下难处的，我就不细说了，你能不能暂时帮我解决掉，我按两分利息付给你，”晓君说完之后，依然没有直视我。他双手撑在沙发扶手上，一副随时起身的架势。我一时间不知如何作答，事先想好了拒绝的借口，此刻却无法说出来。略加思索之后，我还是用了一个婉转的提议：“晓君，其实我一直都在关注你的事，但一百万眼下我确实有点难，我的房款还没凑齐，老婆这边也不好交待，你看能不能这样，我把兄弟们都叫到一起来，每个人出一部分，剩下的我和大海兜着，怎么样？”晓君站起来了，他表情轻松地说：“这件事我只跟你一个人说，办不到我绝不怪你，我不会去求其他人，更不会求吴大海！”说完就告辞要走，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。我有些茫然无措，只好跟着他出了门，他在上车之后微笑着伸出头对我说：“抽空去看看刘义虎，”说完就转脸驱车，绝尘而去。留下我站在门口发了好一会儿呆。
我相信晓君最后表现出的轻松不是装出来的，他是把一个包袱卸了下来。因为他一直纠结的问题是要不要向我开口，而不是我会不会帮他。也就是说，他只要开了口，不管我帮不帮他，他都是有思想准备的，也都能接受。但只要开了口，他也就没有遗憾了。然而，他把遗憾留给了我，他卸下的这个包袱被动的套在了我的肩上，让我一连几天都心情复杂而沉重，闷闷不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