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向齐兰隐瞒了撞车的事，只说是在无为喝醉了酒，摔了一跤。她也没有多问，吃完早饭就领着儿子匆匆出门了。由于是白天，我没有了恐惧感，就笃悠悠的，美美地一觉睡到午后。起床之后，本打算去找雪儿，可是发现镜子里的自己额头上鼓着个大包，还有几处伤痕。另外由于内火攻心的缘故，鼻子下面人中处生出一个黄豆大的疙瘩。再加上面色晦暗憔悴，已然是面目全非，我断不能这样去见雪儿。思索再三，只好改变计划，打算先看晓君的笔记本。
晓君的笔记本上足有十万字，写了几十篇故事。有短篇小说；有日记；有叙事散文；还有人物评论，记录着我们身边发生的人和事。这些故事时间跨度很大，现在这样连贯地读起来，让我觉得很有趣。要是把这些素材糅合起来，完全可以写一篇长篇小说。我想，这大概也就是晓君把笔记本交给我的本意。
晚饭过后，我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，一边回味着晓君的笔记本。那里边描写的事，大多有迹可寻，记录和刻画的人物基本也是确有其人，就连我也是其中之一，唯独对纪嫣红只字未提。这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，也让我对纪嫣红平添了几分好奇。
我正在闭目思考，怎么用一条主线把晓君写的这些人和事进行串联，然后展现出来。这时，齐兰在我旁边坐下。她一边削着苹果，一边跟我聊天：“你知道吗，昨天我们楼下出了件大事？”这里有个停顿。这是齐兰的叙事习惯，她在等我恰到好处地问“什么大事？”可是我偏不问。我知道根本不需要问，她自己会说的。
果然，等不到我开口，她就迫不及待地说：“十一楼那个大个子上海女人被车轧死了，真是太惨了！昨晚九点多，她骑车到补习班接儿子放学回来，停在路口等红灯，一辆渣土车右转弯，把她的自行车带倒了。她在紧急关头，用力把儿子推出来，儿子受伤较轻，但车轮从她身上压了过去，压成了薄片，救护车没到就断气了。”
这的确很惨，然而世事无常，能有什么办法呢，我在心里这样想着。齐兰又说：“后来有件事很奇怪，她丈夫在事故现场和医院都没找到他儿子的书包。今天早上回来的时候，却发现书包在他们家十一楼的电梯口……”我的心咯噔一下子，如同被锤击了一般，头皮发麻，后背直冒冷汗，浑身瑟瑟发抖。齐兰削好苹果递过来，我也没有接。
“你怎么了，脸色这么难看！”齐兰发现了我的异样，她用手试了一下我的额头。“像是发烧了，我给你拿药，”齐兰一边说着，一边就起身朝卧室走。我慌忙跟在她身后。一进卧室，我就一头栽倒在了床上。
那一夜，我高烧不退，满嘴胡言乱语。迷迷糊糊地，晓君站在我的面前，对着我说话。可是我怎么努力，就是听不见他在说什么。我只得不断地向他表达我的歉意，为他在向我求助的时候没能伸手帮他一把而深感愧疚……后来，我还看到了那个高个子女人，她冷若冰霜的样子，阴气逼人。我的耳边时不时的还会响起一声长长的叹息。
第二天的下午，我的高烧渐渐退了，但还是极度萎靡，虚弱的像个纸人。接下来连续几天我都窝在家里，想要抓紧把晓君最后交给我的事完成了，也好给他一个交代。但是，我只要一去思索，头就痛的厉害。看来，我的写作能力和身体状态，还不能胜任这项任务。于是，我想到了余文友，他是最佳人选。
我和余文友已有几年未见。他半生坎坷，如今又成了寡人。
余文友那年劳教回来之后，他的女朋友——那个陕北姑娘，就为他生了个女儿。就这样，他们没顾得上举办婚礼，就草草组成了家庭。
婚后的余文友继续打工养家。然而，冷菜师的行业渐渐饱和，工资不升反降。而生活成本却由于通货膨胀的缘故，越来越高。他们的日子逐渐就拮据起来。于是，在女儿上幼儿园之后，他的老婆不得已，只得又开始打工补贴家用了。
后来的情况，我听余文友轻描淡写地讲过。说是她的老婆在一家星级酒店当前台，认识了一个香港客人。那个香港人常年住店，跟店里的员工都很熟悉，而且相处的不错，隔三差五的请他们吃饭。有一回，晚餐之后，港客带他们去钱柜唱歌。那是九十年代中后期，卡拉OK刚刚兴起，打工族很少有机会去消费，所以大多数人不太会唱歌。然而，余文友的老婆是陕北人，从小就唱信天游，练就了好嗓子，一首首陕北民歌就把港客给迷住了。那港客铁了心，要娶这个会唱信天游的女人。为此他不惜一切代价，决然的把原配给离了。毫无疑问，在金钱面前，所有的感情都不值一提，没有人能抵挡金钱的诱惑。余文友的老婆当然也不例外。
余文友离婚的时候，女儿刚上小学，为了争夺监护权，他书面承诺：不把孩子留在乡下，必须让其在上海上学。为了这个承诺，余文友付出了很多，一直没敢再谈恋爱。后来，女儿面临中考问题，他没有了方向。权衡再三，只好主动放弃了监护权，女儿就被前妻带去了香港。
女儿去香港那年，余文友不到四十。按理说，完全可以一切重来，可是，不知为什么，余文友拒绝和任何女人交往。就连我们有时候叫他一起小聚，他也推辞。慢慢的我们就少了联络。
几年前，余文友在嘉定老城区开了一间茶叶店。据他自己说，几年下来积累了一些老客户，基本衣食无忧。平时空闲的时间比较多，但他很少出门。只是读书写字，偶尔写些小文章，自得其乐。
余文友的茶叶店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，店面看起来不过十几平米。我站在门口的时候，他正靠在躺椅上闭目养神，对我的到了浑然不觉。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穿着唐装，手里拿着一把黑色折扇，一派儒雅风范。他身边的电脑音响里播放着陕北民歌，看来他对前妻还是恋恋不忘。
由于来之前，我们已通过电话。因此，余文友对我的突然造访并不感到惊讶。他为我泡了一杯上好的安吉白茶，然后就和我闲聊一些彼此的近况，以及日常见闻。他依然口齿伶俐，思维敏捷，说到重点处，还是不改老习惯：用折扇重重敲一下桌子，仿佛青天大老爷在敲惊堂木。后来我跟他说到晓君之死，他唏嘘不已，当即还流下泪来。
我把晓君的笔记本交给余文友，向他说明了来意。余文友匆匆看了几篇，欣然同意。并且我还向他口述了晓君和吴大海的恩怨，以及岳芬芳多年前的卑劣之举，我觉得这些都是不错的素材。听着我的叙述，余文友紧锁眉头，沉思不语。大概是就此开始了长篇小说的构思。
从余文友的店里出来，我一身轻松地打车往回走。今天是周五，一路上车行缓慢。回到小区门口，天已擦黑。虽然小区里还是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，但我却莫名生出一丝恐惧。到了电梯口，我已吓得浑身发抖。电梯门打开，我却不敢进去，预感那个高个子女人还会扒门而入。
我在楼道口等了片刻，终于回来了一个老头，我就慌忙尾随其后。老头只到五楼就下。我只得硬着头皮，紧握着双手，继续乘着电梯往上走。我的心紧成一团，担心电梯会在十一楼突然停止。然而，可怕的事情终究没有发生，电梯一口气到了二十楼。一出电梯，我撒腿就跑。到了家门口，我来不及掏钥匙开门，就一边用力敲门，一边慌慌张张的两边张望，生怕高个子女人会突然出现。儿子刚把门打开，我就不顾一切，一头扎了进去。
我被吓坏了，惶惶不可终日。始终让我无法解开心结的是梦里的晓君怎么会突然穿着红西服，还有十一楼的那个女人明明是九点多出的车祸，又怎么会在十一点多和我在电梯里和我相遇。恰逢连日暴雨，天像是被捅破了一样，还夹杂着电闪雷鸣。我连续三天都不敢出门。到了第四天，烈日当空，我才稍稍恢复了一点胆量，就想着该去找雪儿了。
我在洗漱的时候，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很陌生：头发根根树立，像发情的刺猬；额头上的包已经消了，但还有一块紫色的印迹；人中的疙瘩消了，但还有明显的黑痕；眼角的伤口也结了痂；脸色蜡黄却又发着质感的光，仿佛涂了胶水一般。我被镜子里的自己吓了一跳，就试着笑一笑，活动一下脸皮。可是只看到嘴角在动，看不到笑容。再怎么挤，还是皮笑肉不笑，甚至还显得有些狰狞。于是就心情瞬间低落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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